校长，两个学科学长（院长）对沉尹默的到来有所期冀，他怎么可能会给桐城的老人家们留面子呢？

    他很清楚自己是怎么来的北大，也清楚自己来北大的任务，他自己就坦诚过：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

    文科如今的矛盾还是暗流，大家都是文化人，多少还维持些体面。

    隔壁法律系的斗争则摆在明面上，简直成了大乱斗。西洋留学的鄙视东洋留学的只知道解释法律而盲于理论，是注释法学派，是低能派；东洋留学的鄙视西洋留学的仅知空论而不知实践。老教授批评新教授毫无经验，讲的不能应用。新教授则说老教授手抱万年讲义，至死不变。

    北大在辛亥革命以后，新旧之争已经开始了。

    姚永朴深知，沉尹默的话，实则代表了北大新派学者的立场，而这股新派势力，正在一步步挤压桐城派的空间。

    离开后，姚永朴仔细复盘。

    吵架吵不过，复盘后是越想越气，作为一个文人，他能做的就是写文章，他要骂回来。笔走龙蛇，洋洋洒洒，从“文以载道”写到“学风败坏”，从通俗小说的“粗鄙”骂到新派文人的“离经叛道”。

    写完之后，他遣人把文章送到了《新时报》编辑部。

    《新时报》在前清时便是着名的保皇派报纸，鼓吹“满汉不分，君民同体”，反对民主革命，被革命派视为清廷喉舌。辛亥之后，不敢再明目张胆提保皇，却依旧守着保守立场，反对新学、推崇旧制，与姚永朴的观念不谋而合。

    次日，《新时报》就刊登了姚永朴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