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林砚之回心转意，似要动笔驳斥，钱夏当即乐得上蹿下跳。

    “我可是看桐城派不爽多年，一帮胡子花白半身入土的老家伙，还偏偏占据了文坛半壁江山。”钱夏只当是自己劝动了林砚之。

    以《精武英雄》的流畅，以《站起来》的痛彻心扉，钱夏觉得林砚之笔力精进，足以写出一篇雄文。不过他又担心林砚之年轻气盛，容易掉进老狐狸们的坑里。

    毕竟从章太炎开始，两派矛盾由来已久，打过的口水仗不知凡几，拉扯得异常惨烈，很了解对方的招数。

    “砚之，你准备骂谁？”

    “都骂。”

    钱夏搓着手：“桐城派那么多人，你全骂？哪骂得过来。”

    “不是，只骂两个。”

    “哪两个？”钱夏很好奇，到底是桐城派的哪两位前辈，有幸得到林砚之的垂骂。

    “桐城学派，还有考据学派。”

    钱夏猛地站了起来：“你怎么连我都要骂啊？”

    “对，你要是不改变立场，我可能就得连你一块骂。”林砚之毫不避讳地说道。

    这话他只对钱夏说，换作旁人，他半句都懒得浪费。谁让钱夏本就善变，一旦转了立场，反倒比谁都坚定。

    钱夏反倒被激起兴致，嘿嘿一笑：“那我倒是要听听你能够骂出什么名堂。”

    换作旁人早恼了，他却偏要洗耳恭听，到底是神经不对劲，非得看看林砚之到底怎么骂两个派别。

    林砚之抛下手头的稿纸，让方简兮换点热茶。

    “德潜，我先问你：文章写给谁看？写什么东西？为了什么而写？”

    钱夏胸脯一挺，张口就来：“自然写给文人同道、有识之士与革命同志，向青年阐发革命思想！写民族救亡、考据真伪、古文义法！以文为器，推动革命、唤醒民族精神。”

    这就是考据派比较经典的回答。

    林砚之嗤笑一声，摇了摇头：“谁是有识之士？谁是同志？谁的革命？谁的民族精神？”

    “自然是志同道合之人，不论男女老幼。”

    “就是写给识字、懂文的人，是吧。”

    “自然得是识字懂文的，不然怎读得懂文章？”

    “问题就在这。”

    “我问你，如今民国，能识字的有多少？能读懂文章的又有几成？

    钱夏还真没细致了解过，一时拿不准：“应该是不少人的。”

    识字其实还简单，读懂文章的门坎就要高得多。象是帐房先生、政府职员，多是识字，但他们有时候面对引经据典的雄文，也是半懂不懂。

    “仅仅以城市而言，如果只是识。若采用精英教育标准，能读《三字经》《千。至于能够读

    1907年清政府推行《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内有一项推广识字教育及明确进度的规定：从第一年（光绪三十四年）开始，逐步编辑、颁布简易识字课。到第七年（1915年），人民识字者须达到百分之一。

    而在清末民前，各个地方大力兴办教育，识字率才提高了些。比如，袁世凯在担任直隶总督时，就创办了8000多座小学。

    “识字率那么低？”钱夏一脸震惊。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你在这个圈子里，自然是看不到圈子外的贫瘠。”

    林砚之追加了一句：“当然，这不过是我的一面之词，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德潜若是觉得我说的偏颇，尽可以在北平周围随便寻一处城镇抽样调查。”

    钱夏一怔，反复念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发言权……”

    林砚之不理他怔神，气势全开：“所以你们争来争去，争的全是狗屁。桐城派抱残守缺，把古文当祖宗供着，晦涩难懂也配叫文以载道？这是谁的道？是士大夫的道、是旧礼教的道、是少数人的道。这种文本，只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于国无用，于民无益。”

    “考据派也是搞笑，钻到老旧的纸堆里面咬文嚼字，训诂校勘，文章写得晦涩艰深，老百姓一个字不识，农民听不懂、工人听不懂、兵士更听不懂。你们研究的是书，不是人；是文本，不是世道；是派系颜面，不是同胞的苦难。”

    “所以扯什么北大内部的新旧之争？什么骈散高下？古文？曲高和寡，是少数人的玩物。考据？钻营锁碎，是书呆子的自娱自乐。

    全是旧狗互咬！”

    钱夏脸色煞白，张口结舌。他以为林砚之会从文学沿革发难，谁知对方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直接掀了桌子。

    一句旧狗互咬，杀人诛心，一杆子就打翻了两船人。

    钱夏又开始踱步，一下子大量信息涌入脑海，他开始有些宕机。

    “那……文章到底写给谁看？到底写什么东西？到底为了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