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家还在蕴酿、提笔、措辞的时候，《群强报》第一个回击，作者是之前作为论战引子的石见。

    “近阅报端，有以雅正自居者，斥通俗为卑，鄙白话为陋，列数罪以挞当世，点名目以辱作者。其言煌煌，其态倨倨，若以天下文章为一己私产，以千古文统为一宗戒律，不容异声，不纳俗情。”

    “然吾敢问：文章，为谁而作？为几人书房之雅，还是为万民耳目之用？自《礼记》“安民”、《论语》“教民”，至汉魏乐府、唐宋词话，凡传世之文，未有不根植于众生、应用于今世者。今有人舍万民而顾一己，弃通俗而崇空雅，以文言为壁垒，以晦涩为尊贵，非为文统，实为自筑高墙、自绝于世、自欺欺人耳。

    吾不辩雅俗高下，只论三事：文章写给谁看？写什么事？为何而写？”

    “……”

    得了大总统的支持，梁启超忙活着集成保守党派，试图在国会战胜南方国党，可谓是殚精竭虑，周游各个派别，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休息的时候，看看报纸缓解一下焦虑，看到《群强报》上的《三问雅正》，目光落在文中几句上：

    “天下之人，士大夫几人？读书人几人？能通经解典、吟诗作赋者，又复几人？《尚书》曰：民为邦本。孔孟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汉有乐府，采自民间；唐有歌行，唱于市井；宋有词，元有曲，明有小说，皆非庙堂之文言，皆入寻常百姓家。千古文统，不在文言之古奥，而在与民相通。”

    梁启超沉吟片刻，忍不住叹道：“虽然措辞极端了些，不失为高论。”

    他当年在《时务报》《新民丛报》中创造“新民体”，半文半白、夹杂俚语、情感充沛、逻辑清淅，本就意在打破文言壁垒，只是未敢如此激进。

    他当即找来党派秘书：“把这篇文章抄录几份，给几个党派说得上话的瞧一瞧。里头问得很好，天下能读书识字者寥寥无几，待组党成功，教育变革的事宜，必须提上日程。”

    他表面依附袁世凯，联合众多保守党派，与南方国党在国会内部争夺话语权，实则是希望借助袁世凯的权力，实现自己的宪政理想，想要“带袁世凯上政治轨道”，引导其走向开明专制与法治国家。

    他添加进步党并出任司法总长，便是试图通过司法独立、教育改革等制度建设，为现代国家奠定基础。

    可袁世凯何等精明狡诈，向来只有他借旁人当刀，怎会甘愿成为他人棋子？梁启超这场宪政美梦，怕是要等到袁世凯憋不住野心、策划称帝之后，才会彻底破碎。

    北大教员办公室内，几位教授围坐闲谈。

    一人笑着打趣沉尹默：“秋明，你帮人家说话，别人可不领你的情啊。”

    沉尹默也看了石见的文章：“你不觉得此文问的问题好吗？”

    “结构倒是周正，算得上一篇不错的政论文，就是用词用语太俗了些，失了斯文。”另一人撇撇嘴道。

    沉尹默笑了：“人家本就是以通俗小说作家的身份发声，要骂的就是我们这些守着文言不放的人。若是辞藻华丽、典故信手拈来，那还骂什么劲？反倒落了下乘。”

    “秋明这话说得倒也有意思。”众人哄笑一阵。

    沉尹默完全是因为兄弟关系，才被归入太炎门下，被视为考据派一员。

    比起文学论战，他更痴迷于书法。1907年，沉尹默从陕西回到浙江故乡，因刘季平（刘三）介绍认识陈独秀。陈独秀见到沉尹默所书诗幅，认为诗歌很好，但书法“其俗在骨”。沉尹默听后，如闻当头棒喝，他以后便以“北碑”书法为改变气质之具，潜心碑版几乎二十年之久。

    此次出头与桐城派对战，一半是还几位学科学长的人情，另一半，也是他心底真正的想法，白话文、通俗小说，本就该有自己的出路。

    反正他又不是真正的太炎门下，随便怎么骂，骂得也是他兄弟。

    真正愁得脑袋发胀的，是桐城派的姚永朴先生。

    他望着眼前的乱局，全然摸不清风向。

    这场论战，本是他批评通俗小说而起，随后沉尹默出头，借题发挥批评桐城派，紧接着便是桐城派与太炎门下考据派的混战。

    可谁曾想，半路上突然冒出来一个自称桐城派的人，把所有通俗小说、白话文作家都拖下了水。紧接着，石见忍无可忍发声，一竿子打翻桐城派和考据派。

    不是，你们和考据派不是一条裤子的吗？

    怎么还自个打起来了？

    浮生一片草，岁月催人老，跟不上形势了呀。

    年纪大了，脑子转不过弯了。

    与姚永朴的迷茫不同，太炎门下的黄侃，向来是暴脾气，哪容得旁人这般挑衅？有人敢骂考据派，他便立马撰文反驳，半点不带尤豫。

    黄氏祖上有位名人，便是北宋时期的黄庭坚，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