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老同志。

    姓趙，五十七歲，頭髮花白，一句外語都不會說。

    老趙接過他的行李，笑著拍了拍他的肩膀，用漢語說了一句：“一路辛苦，走，上車。”

    別爾津一個字都沒聽懂，但他讀懂了那個笑容和那個拍肩膀的動作。

    他跟著老趙走出航廈，BJ冷風撲面而來，他打了個寒噤，裹緊了那件薄薄的風衣。

    停車場裡是一輛半舊的上海轎車，車門有點澀，老趙拉了兩下才拉開。

    別爾津坐進後排，看著窗外掠過的白楊樹和腳踏車流，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為什麼來這裡。

    他出生在里加，在莫斯科大學讀的數學力學系，研究生方向是作業系統核心，畢業論文寫的是即時多工排程演算法的最佳化。

    畢業後被分配到拉脫維亞科學院計算中心，那幾年是他最好的時光。

    一臺老式的蘇聯國產大型機，一套他自己從底層開始寫的即時作業系統原型，幾個志同道合的同事。

    然後蘇聯解體了，計算中心的經費在一個財政年度內被砍掉了四分之三。

    同事一個接一個地離開。

    去德國的，去以色列的，去美國的。

    他自己也走了，去了舊金山，進了那家全球知名的軟體公司。

    公司給他的待遇很好。

    六位數的年薪，帶窗的獨立辦公室，最新的工作站。

    但他的工作內容是維護一套已經成熟了七八年的資料庫系統的外圍模組。

    他寫的每一行程式碼都要經過三層審批，他提出的每一個最佳化方案都被同一個理由打回來：“這不是我們的優先順序。”

    他不是一個程式設計師，他是一顆螺絲釘。

    規格型號都標好了，擰在哪裡就待在哪裡，不要想別的。

    他漸漸明白，大公司不在乎他的排程演算法有多精妙，不在乎他能不能把核心的上下文切換時間壓到微秒級以下。

    他們要的不是他的腦子，只是他的手。

    去年冬天，他在IEEE期刊上讀到了一篇論文，署名是一個陌生的中國研究機構。

    論文討論的是非平穩通道下自適應濾波演算法的收斂性問題，推導很漂亮，引用文獻裡有一篇他在莫斯科大學時做的關於並行排程演算法的工作。

    那篇工作他已經很多年沒看到有人引用了。

    那天晚上他坐在舊金山公寓的陽臺上，看著太平洋上的月光，忽然覺得自己和那片月光一樣。

    亮在另一個半球的夜空裡，照不到他想照的地方。

    直到謝爾蓋·伊萬諾維奇的信到了。

    信是通過莫斯科的老同事輾轉送來的。

    沒有華麗辭藻，只說他現在在中國做半導體異質結研究，有個聯合平臺在做預警機，需要能寫作業系統核心的人。

    “這裡不是天堂，”謝爾蓋在信裡寫道，“但這裡讓你做真正的研究。”

    別爾津把信反覆讀了很多遍，然後開始學中文。

    車停在了聯合平臺的院門口。

    這裡原是一所老研究所的舊址，大門還是老式的鐵柵欄門，門柱上白底黑字的木牌被風吹得有些斑駁。

    別爾津下了車，看著這座不起眼的院子，風吹起他風衣的下襬，他在門口站了好一會兒。

    老趙幫他拎著行李，用漢語催促他進去，語氣很溫和。

    他聽不懂，但他邁過了門檻。

    陸沉站在辦公樓的走廊裡等他。

    兩個翻譯臨時被調去支援另一個外事接待任務，老趙把別爾津帶到辦公室門口，比劃了幾下，意思是“你先坐著等，翻譯一會兒就來”，然後匆匆走了。

    別爾津坐在椅子上，陸沉坐在他對面。

    一個是母語俄語、第二外語英語、中文只會說“你好”和“謝謝”的拉脫維亞系統架構師。

    一個是從小在南方小巷裡長大、自學了英文閱讀但口語不太流利、俄語只會說“同志”的中國少年。

    兩個人隔著兩杯冒著熱氣的茶水，沉默而禮貌地互相微笑了一下。

    場面有些尷尬。

    沉默持續了將近一分鐘。

    陸沉從筆記本上撕下一頁紙，在上面畫了一個簡潔的框圖。

    多感測器資料輸入、即時排程核心、共享記憶體緩衝區、輸出到顯控終端。

    他在即時排程核心這個方框外面畫了一個圈，把紙推到別爾津面前，指了指那個圈。

    別爾津低頭看著那個圈，目光動了一下。

    他明白了。

    這個人在問他：這個核心，你能做嗎？

    他把紙拉過來，從自己的背包裡掏出一支筆。

    陸沉注意到那支筆上印著一個已經倒閉了的蘇聯計算機研究所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