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八十歲的時候跟他說：“建一，我們和中國人之間有一筆賬，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欠的，但別人不一定要原諒。”

    高橋建一當時很困惑，現在他坐在陸沉的會客室裡，手邊放著一杯沒人續的速溶咖啡，忽然就懂了。

    祖上作孽，只好子孫償還了。

    事實證明，高橋的直覺很對，陸沉確實有國家歧視。

    但全球一百九三個國家，他唯一歧視的就是日本。

    他幼時讀過關於日本侵華的資料，從張純如的《南京暴行》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庭審記錄，從拉貝日記到魏特琳書信。

    一個嬰兒坐在被炸燬的站臺上嚎啕大哭的照片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當時按下快門的是日本隨軍記者，那張照片被刊登在國內報紙上，配文是“皇軍戰果”。

    心裡這根刺始終未拔的原因是——戰後日本從未真正正視這段歷史。

    教科書裡把侵略寫成進入，把南京大屠殺寫成南京事件，把三千萬亡魂縮減成模糊的大量死傷者。

    首相一次又一次參拜靖國神社，那裡面供奉著十四個甲級戰犯的牌位，包括主要指揮官東條英機和松井石根。

    每一炷香，都是對遇難者的一記耳光，每一次鞠躬，都是對歷史的再次強暴。

    陸沉十五歲那年，去美國斯坦福交流，曾在一次國際學生交流活動上，遇到一個來自東京大學的交換生。

    那個日本學生彬彬有禮，英語流利，談吐得體，直到飯桌上有人提起中日關係，他微笑著說了一句：“那段歷史很複雜，雙方都有責任，不是嗎？”

    陸沉把筷子放下了。

    他盯著那個日本學生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說：“你說雙方都有責任，那請你告訴我，南京城裡的那三十萬平民，他們負的是什麼責任？被刺刀挑開肚子的孕婦，她負的是什麼責任？被活埋的俘虜，他們負的是什麼責任？被澆上汽油活活燒死的老人和孩子，他們負的又是什麼責任？你回答我，用你那套雙方責任的理論，給我解釋清楚。”

    全場寂靜。

    日本學生臉色發白，嘴唇動了動，沒說出一個字。

    陸沉站起來，把餐巾放在桌上，轉身走了。

    從那以後，斯坦福的中國留學生圈子裡流傳著一句話：別在陸沉面前替日本說話，他會懟的你懷疑人生。

    但陸沉並非一個被仇恨吞噬的人，他可以區分個體與集體。

    他可以跟德國人聊量子隧穿效應，跟西班牙人辯論晶片架構的哲學問題，跟俄羅斯人喝伏特加喝到凌晨三點。

    也可以和日本左翼人士談天說地。

    有人駁斥他，說：“你實驗室裡的儀器，有一半是日本產的。”

    “我知道，”陸沉說，“技術無國界，我用日本的機器不代表我尊重日本的歷史觀，我用得越多，我們追得越快，我們越不需要看他們的臉色，這不矛盾。”

    在他的世界觀裡，有一套嚴密得近乎冷酷的邏輯體系：他尊重一切通過自身努力取得進步的國家和個人。

    德國也曾犯下滔天罪行，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的驚天一跪，跪出了民族尊嚴。

    德國教科書裡寫滿了對納粹罪行的詳細記錄和深刻反省，德國的孩子們從小被教育“永不重蹈覆轍”。

    這種態度，陸沉買賬。

    但另一個卻是輕描淡寫，閃爍其詞，篡改歷史，參拜戰犯，多少年了，他們連一句正式的“對不起”都沒有說過。

    陸沉不原諒，憑什麼原諒？加害者從未真正認罪，受害者憑什麼替他們完成精神上的自我救贖？

    所以當他看到高橋建一來時，第一反應是調查背景，看到他祖上有左翼活動，才給了他一個機會。

    但他仍然不能把一個日本人當作自己人來看待，他做不到，生理上都做不到。

    他可以給他一個考試，可以在技術上保持公正客觀，但他不會拍他的肩膀，不會請他到家裡吃飯，不會在他身上投注任何超越工作關係的情感。

    他不是聖人，他只是一個記得歷史、並且拒絕遺忘的中國人。

    辦公室內——

    陸沉單刀直入，“SerDes介面的初始規格書你看了？有什麼意見？”

    周景明在沙發上坐下。

    “我有三個想法，第一個，規格書裡的差分擺幅可以再降一半，功耗能再砍掉三分之一，我在矽谷做過類似的專案。”

    “第二個，接收端的均衡器可以用自適應判決反饋架構，對工藝偏差不敏感，量產良率能拉高。”

    “第三個，SerDes模組，給我兩個月，一定讓您滿意。”

    陸沉看了他片刻。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皺巴巴的南園四號架構草圖，用鉛筆在SerDes介面的位置上寫下兩個字母：Z.J.。

    他把圖紙遞迴給周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