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灵从来就不是什么罗刹人。

    他骨子里流着

    十六岁那年，他就成了苏联的通辑犯。虽然悬赏金额不高，但是罪名很重一一叛国。

    可笑的是，谢尔盖从来没想过背叛那个红色帝国，他只是想活下去。

    但在那个钢铁般冰冷的体制下，象他这样的家庭连呼吸都是奢侈。

    许多人对苏联的医疗体系有一种虚幻到不真实的美好幻想，都说苏联医疗体系平等完善，是世界上最完美最优越的制度。

    这话对，却也不对。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确实如此，全免费的医疗和基础教育，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工作福利，这个伟大的国家的根基在最开始最伟大的那批人手中打得很好，就算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人就守护着他的人民，

    但那个伟大的红色帝国在一些被忽略的地方，自有另一方面的残酷那里的残疾人只能领取微薄的津贴，他们的生活条件无比接近贫困线。

    微薄的津贴勉强让人饿不死，大多数残疾人就这样被囚禁在家中，象一群不见天日的幽灵。

    偶尔有胆大的残疾人走上街头，迎接他们的是更深的绝望一一基建设施没有无障碍信道，假肢技术甚至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

    这也意味着，在苏联成为残疾人基本就意味着在社会上、职业上和身体上，几乎完全被隔离，

    等同于社会性死亡。

    或许有人会理解苏联这种过于势利的行为，毕竟重大的身体缺陷确实对生活与研究会产生影响但实际上，即使是轻微的缺陷也会严重影响一个人的机会。

    有人会因为色盲，高中毕业后被心仪的大学拒之门外。

    有人会因为听力不好，被与声音完全无关的工作拒绝。

    更有甚者，会因为需要配戴厚眼镜片而被研究所拒绝。

    一些有这些缺陷的人确实在苏联上了大学还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一一但那通常需要关系和贿赂他们不得不因为苏联后期官僚体系的腐败而庆幸。

    而作为一般规则，任何健康状况不完美的人都会被“去弃”

    “你不是伟大苏联的一部分。”

    李智灵从小就明白这一点。

    因为他的父母就是一对同病相怜、被体制抛弃的残疾人。

    他的父亲少了一条腿，母亲则因脊髓灰质炎而行动不便。

    没有电梯，父亲每天要花半小时爬楼梯，母亲则几乎足不出户。

    靠着微薄的救济金，这对夫妇艰难地拉扯大一个孩子。

    李智灵的童年是发霉的黑面包，是补丁补丁的棉袄，是永远填不饱的肚子。

    他永远记得自己父母的脸，尽管他们离开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尽管有义务教育体系让李智灵能够去接受最基础的教育，但这个小家庭仍旧捉襟见肘。

    他奢求着高中毕业，只要高中毕业，李智灵—不，谢尔盖就能去找工作，从而把家庭支撑起来。

    他拼命读书，成绩优异，最终考上了莫斯科国立大学一一那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是他以为能带他脱离泥潭的阶梯。

    然后，体检报告来了。

    “色盲，不符合入学标准。”

    甚至不是严重的先天性全色盲，而只是最常见的红绿色盲在接到通知单的那一瞬间，谢尔盖就明白自己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东西已经被毁掉了。

    他还记得体检报告出来的那天，父亲盯着那张薄薄的纸，沉默了很久。

    “谢尔盖，”他最终开口，声音沙哑得象生锈的齿轮：“苏联是公平的。”

    “但命运不是。”

    “命运是他妈的世界上最操蛋的东西。”

    谢尔盖没有哭。他甚至不觉得愤怒。他只是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一一在这个国家，他永远不会有未来。

    最终他选择逃亡，逃往大明，

    他问父母是否愿意一起走，但他们拒绝了。他们是苏联人，哪怕这个国家抛弃了他们，他们也无法背叛它。

    于是，谢尔盖为他们设计了一个计划一一举报自己。

    在苏联，叛逃是可耻的，谢尔盖的父母做不出这种事，但他们也同样知道谢尔盖在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任何出路了，等待着他的工作只有那些最低贱最辛苦的工作。

    如果父母“大义灭亲”，至少能撇清关系。

    父亲颤斗着签下举报信，母亲则偷偷塞给他一块干硬的黑面包一一那是家里最后的食物。

    “活下去。”她说。

    谢尔盖穿越了国境线。

    他跑过苍茫的草原，躲过巡逻的士兵，跟着人蛇穿过无人区。

    当他终于踏入大明的土地时，他回头看了一眼一一苏联的边境哨塔在夜色中沉默伫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