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阳给自己倒了杯水，找了把靠墙的椅子坐下，眼睛把四块白板从头到尾过了一遍。

    结构图上，荣门的架子已经搭全了。

    瓢把子在最上头，贴着一张翻拍的模糊照片，底下是二先生，再往下分四拨，跑轮的，踩堂的，开天窗的，走水的，一拨一拨，人头照片钉得整整齐齐。

    好快的手脚。

    二先生落网才几天，这张图就画到这个地步了。

    八点半整，走廊里响起一串脚步声。

    “都停一停，开会了。”

    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四十五六岁的年纪，寸头，鬓角刚见白。

    他个子不高，肩膀宽厚，警服穿得板正，风纪扣系得一丝不苟。

    一双眼睛往屋里一扫，满屋的说话声就低了下去。

    江阳端着水杯的手停了停。

    郑国生。

    前世他调进市局刑侦支队的时候，郑国生已经是五十好几的人了，是刑侦支队里资格最老的刑警之一，带过的徒弟得两只手数。

    他一个从分局上来的技术骨干，人生地不熟，是付秉毅一个电话打过去，把这位老搭档的人情请动了，让老搭档带他。

    付秉毅和郑国生，当年在市局刑侦搭了小十年的伙。

    后来付秉毅主动调去了基层，郑国生留在市局，但是交情没断。

    那几年，郑国生手把手带他。

    案卷怎么吃透，专案怎么排兵，各口的关系怎么处，市局里的水深水浅，一样一样掰开了教。

    逢年过节，老头拽着他上家里吃饺子，喝到半酣就骂付秉毅，说那个老东西自己不肯上来，把徒弟扔给我。

    说是第二个师父，一点都不过分。

    老头退休那天，把自己用了二十年的放大镜留给了他。

    眼前这个郑国生，四十多岁，正值壮年，腰板笔直，眼眸锐利得很，目光扫过来的时候，带着压手的分量。

    跟记忆里那个白头发的老头，隔着二十多年。

    江阳把水杯放下，坐直了身体。

    郑国生走到白板前，手里捏着一本名册。

    “点名。”

    名字一个一个往下念，市局本部的，各分局抽调的，念到一个，应一声到。

    “红旗路派出所，江阳。”

    “到。”

    郑国生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两秒。

    “账本是你译的？”

    “是。”

    “李二歪的笔录也是你做的？”

    “是。”

    “坐。”

    没有第三句。

    目光挪开，接着往下念。

    点完名，郑国生把名册一合。

    “老规矩，行动纪律第一条。所有人，通信工具上缴。手机关机，装袋写名字，行动结束发还。今天要动小三十号人，走漏一个字，前头活全白干。”

    牛皮纸袋一排排摆开。

    江阳把诺基亚关了机，装进袋子，在袋面上写了名字。

    前后左右的人挨个上去交，有交手机的，有几个老同志交的还是黑色的小方块。

    通讯工具收完，会才正式开。

    郑国生站在地图跟前，讲话不带稿子。

    “案情大家都熟，我拣要紧的说，也给新到的同志顺一遍。”

    “荣门这伙人，难在三条。”

    “第一条，单线。全伙在册二十九人，分四拨，互相不认识，只认各自掌案的。抓一拨，惊三拨，惊了就散，散了就得一个省一个省去追。所以只能一网打尽，二十九个人头，一个钟点里同时动手。”

    “第二条，风声。李二歪、崔麻子、二先生，前后脚进去了，门里现在人心惶惶。我们的摸排是抢在风声前头做完的，今天不收网，明天这张图上一半的落脚点就作废。”

    “第三条，身份。这些人住的全是城中村、棚户区，暂住证是假的，名字是假的，房东只认租金不认人。锁一个人头，就得蹲一个人头。”

    他的手指头在地图上，一个红图钉一个红图钉地点过去。

    “两天两夜，二十九个落脚点，全部锁定。布控组现在还在外头趴着，一个钟头一报，人都在窝里。”

    江阳坐在底下，心里暗暗点了个头。

    两天两夜，锁死二十九个假身份的落脚点，这份功夫搁哪个年代都是硬活。

    “再说账本。”郑国生翻开手里的夹子：“三百一十七条流水，全部译完，同已立案的积案对上一百零六起，涉及六个分局。二先生到案之后逐条对质，对上的，签字画押。”

    “里头有一笔，单说。”

    “去年秋后那笔金货，折下来两斤七两，数目大，记法怪，下家栏画圈。技术这边前后核了四天，二先生也审了三个来回，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