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最引以为傲的先辈事迹来反讽。

    “此话————想必把杨侍中气得不轻。”

    “何止是不轻？”

    刘宏哈哈大笑，带着几分快意。

    “当场脸色就变了，若非顾及君臣体统，怕是真要发作！自此之后，每次见朕，都黑着一张脸，如同朕欠了他杨家几千万钱一般！哈哈哈————”

    刘备也跟着笑了笑。

    这君臣之间，互相用言语机锋损贬对方，听起来着实令人无语，却也透露出这朝堂之上，帝党与清流士大夫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

    不过，灵帝之所以执着于要与桓帝比较，甚至打心眼里瞧不起桓帝，是因为他登基后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很大程度上正是桓帝朝留下的烂摊子。

    东汉自光武中兴以来，贵族、官僚、外戚、宦官等特权阶层凭借政治优势，大量兼并土地，并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

    国家的税基从立国之初就在不断萎缩，财政状况几乎从未真正宽裕过，经历了两三代皇帝，政府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赤字状态。

    为应对财政窘境，桓帝时期采取了诸多竭泽而渔的手段。

    对官吏减半发放俸禄，大规模卖官鬻爵，将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等爵位和散官标价出售。

    到最后，国库依然空空如也，竟不得不放下天朝体面，向国内的诸候王、列侯以及民间富户借钱，以应付庞大的军费和朝廷开支。

    桓帝时，卖官还多限于荣誉性的爵位和散官，很少涉及有实权的职事官。

    而到了汉灵帝时，由于桓帝滥卖爵位，底层的爵位已经泛滥成灾，根本不值钱了。

    灵帝为了捞钱，只好突破底线，公然卖实任的官职，地方的守、令，甚至中央的三公九卿，明码标价。这卖官鬻爵的恶名，大半便扣在了他的头上。

    永寿元年开始，桓帝借钱也不够使了，开始向诸候、民间富商借粮。

    说是借，实与抢劫无异。

    借到最后，没钱还，朝廷信用扫地。

    而地方财政压力已至极限，民间百姓在小吏横征暴敛下苦不堪言，流民遍地。

    到了永寿三年，朝廷迫于财政危机，停止了长久以来赈给贫民的政策，终止对底层百姓发放最低生活保障。

    东汉帝国的财政从此彻底走向崩溃，朝廷已完全丧失了应对流民问题的能力。

    之后朝廷一直陷入经济危机，朝廷打白条、借债、卖官鬻爵、加收升职手续费。

    甚至汉灵帝明明没有修建宫室，偏偏要收一笔修宫钱，目的都只用一个—搞钱，维持朝廷运转。

    大汉帝国，早已不是资产归零的问题，而是陷入了长期的负债经济。

    更可怕的是，桓帝朝借贷的钱粮，是要偿还的，那是动用刘氏皇族和朝廷的信用去借的债。

    债主是那些诸候王，是那些累世公卿的列侯，是宗室，是东汉社会最上流、最具权势的阶层。

    这笔债若不还，朝廷便会发生动乱。

    等到汉灵帝借助宦官之力，扳倒了专权的窦家外戚，真正亲政时，他所接手的，就是一个国库空空如也、还欠着一屁股皇家债务的烂摊子。

    民间是哀鸿遍野，官僚系统内部党同伐异、对抗皇权，党人清议横行，官僚肆意滥杀，边将抢掠无度。

    边塞则是羌胡、鲜卑寇掠不止，萎靡不振。

    面对这种积重难返、乌烟瘴气的局面，灵帝自然觉得，造成这一切的汉桓帝，远不如自己。

    当然，在刘备看来，桓帝与灵帝这对叔侄，实乃难兄难弟，谁也别笑话谁。

    桓帝朝面临的财政危机，是东汉王朝百馀年来政治积、土地兼并、税制崩坏所积累的总爆发。

    到了灵帝朝，已是寅吃卯粮，全靠拖欠边军军费、克扣官吏俸禄、以及各种近乎无赖的借贷敛财手段，勉强维系着国家马车的运转。

    想明白这些，刘备大抵猜到了灵帝为何要在西园这般荒唐，甚至驾驴飙车了。

    “玄德可知最近京都又出事了？”

    刘宏抚摸着那头正打着响鼻的驴子，眼神却飘向了宫墙之外。

    “因朕这几头驴，如今雒阳城中的驴价，已与战马齐平。”

    他转过头，自光锐利地看向刘备：“朕要马，那些人就去炒马价，让朕买不起，或者让朕买了，他们也能从中捞取巨利。朕索性不骑马，改骑驴，他们便又闻风而动，跑去炒驴价。

    如今阳一头健驴，竟也要价二百万钱————哈哈哈，玄德，你说说，这天下还有比这更荒谬绝伦的事情吗？”

    刘备摇头。

    这分明是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故意哄抬物价，无论皇帝喜好什么，他们便炒做什么，以此牟取暴利，并变相地抵制、嘲讽皇帝的政令，让他什么事都做不成。

    马价被炒高尚可理解，毕竟与军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