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厂子里人心惶惶。

    不少同做搬运的乡下工友接连收到辞退通知，只能打包行李另谋生路。

    好在父亲正值壮年，身强体健，厂区的仓储搬运工作更是缺不了人手。

    他侥幸留在清退名单之外，躲过了这第一轮失业浪潮。

    对于这样一个家庭而言，无疑是一件幸运的、值得高兴的大事，一家三口下馆子庆祝，算是吴语记忆中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刻。

    可谁又能想到，这短暂的安稳，仅仅是昙花一现。

    一九九二年，吴语四岁。

    上幼儿园？

    不存在的。

    没这个钱。

    随着安钢厂经营一年不如一年，有时候连在编正式工的工资都发不下来，更何况临时工。

    有道是：人穷志短。

    家里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时常揭不开锅，柴米油盐都要反复算计。

    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争吵，就成了常态，摔锅砸碗更是家常便饭。

    吴语受不住惊吓，常常放声大哭。

    可他的哭声并不能平息父母的怒气，反倒会激化烦躁情绪。

    他等不来安抚，而是一句句厉声责骂，甚至落下巴掌，扇在小小的、稚嫩的脸庞。

    再往后，母亲不得不整日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

    没人照看孩子，就把吴语独自反锁在家中，桌子上留块冷馍馍、剩菜根充饥，随口拜托左邻右舍的大娘们有空了留意两眼。

    同年，总设计师发表南巡讲话。

    自此以后，国内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步伐，极大解放了思想，促使民营经济蓬勃发展。

    当然了，这些东西底层老百姓们不懂。

    更没工夫去了解为什么，有什么作用。

    可影响却是显而易见地：厂里为减轻亏损负担，第二次大规模削减外包、临时岗位，所有调整优先保障在编正式工的薪资福利。

    如吴语父亲这类临时工、季节工，被大批量裁撤。

    万幸的是，毕竟年轻。

    断断续续，还有活干。

    就这样，一家人依旧陷在朝不保夕的困顿里。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熬呀熬、熬呀熬，没有一丁点盼头，看不到一丝未来的曙光。

    一九九五年，吴语七岁。

    他喜欢上学，打心眼儿里喜欢。

    学校里有敞亮干净的教室，有耐心温和的老师，有成群结伴、嬉笑打闹的同龄伙伴。

    在这里，没有摔打喝骂，没有昏暗的憋闷，没有父母的争吵，没有小心翼翼的惶恐。

    年龄虽小，却也分得清好赖。

    因而格外贪恋校园里的安宁，把认真读书当作唯一安稳清净的天地，更是枯燥、贫瘠、窘迫生活里唯一的快乐源泉。

    这一年，新版《劳动法》落地。

    从法律层面，废除了旧用工模式的身份差异，全国企业统一规范劳动关系，国企全面清退所有计划外用工。

    政策明确要求：企业裁员优先清退无编制、无合同的零散临时工；钢厂、机械厂不再对外招录个人搬运工。

    自此以后，所有零散重活，全部外包给第三方劳务公司。

    而这记政策重拳，直接夯碎了吴语家里仅存的微薄生计。

    父亲常年赖以糊口的厂区搬运、装卸活被斩断，再也没了可以随叫随到、干完日结的工作。

    没有专业技术、没有编制、没有任何劳保保障，前半辈子靠蛮力吃饭，一夕之间无事可做。

    如果说过去几年只是收入不稳，如今则是彻底断了进项。

    倒也不是真的没有体力活可做，只是市面上的所有稳定工作，都被劳务公司垄断。

    想要加入，只能挂靠中介，不仅工钱被层层克扣，还失去了从前随干随结的便利。

    而吴语父亲那性格...

    本就散漫，缺乏韧劲，遇事耐不住委屈、不肯低头隐忍。

    说白了，骨子里好面子，心气又狭隘。

    硬要用一句话概括：受不了那个鸟气。

    总之，家里的日子瞬间崩盘。

    父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失业的挫败与生计的重压下选择摆烂，兜里有点儿钱就喝个闲酒、吃个闲饭。

    母亲的微薄收入根本不可能撑起一家三口的开销，柴米油盐、学费、杂费层层压顶。

    家中的争吵从日常琐碎，变成了无缘由的绝望爆发。

    贫穷、负债、无望，死死缠裹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年仅七岁的吴语，早早练就了看人脸色、冷暖自知的懂事。

    他在学校乖巧听话，装作和别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回到家沉默寡言，缩在角落里做作业，生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