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集团的出现。

    天幕告诉了他们，他们未来会反对这个东西，这反而让他们现在就有了抵触心理。”

    马歇尔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更加深沉的冷笑。

    “但是，我们可以玩一手组合拳，将这个欧洲防务集团的成立，与中南半岛局势的解决方案进行一定的挂钩处理。

    我们要让法兰西人明白一个残酷的现实，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亲身经历天幕上所发生的那一切，但天幕上的一切最终会变成现实，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时间站在历史大势那一边，不站在老牌殖民帝国那一边。”

    他的声音愈发冷峻：“如果没有我们在背后提供坚定的支持和源源不断的援助，他们拿什么去镇压阿尔及利亚日益高涨的独立浪潮？

    拿什么去保障他们在中南半岛残存的利益和苏伊士运河这条生命线？

    法兰西人会挣扎，会愤怒，会在外交场合用他们那套高卢雄鸡的骄傲言辞来发泄不满，但最终，他们别无选择。

    当他们发现所有的退路都被堵死，所有的选项都比接受我们的条件更糟糕的时候，他们会低头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当马歇尔这番长篇战略分析还在白宫的空气中回荡时，万里之外的巴黎，法兰西总理皮杜尔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手中捏着一封刚从大洋彼岸发来的、墨迹似乎都还未完全干透的电报文件。

    他的手指微微颤抖，窗外塞纳河上的驳船缓缓驶过，汽笛声隐约传来，他却充耳不闻。

    他沉默了很久。

    电报上的每一个单词他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所构成的战略含义，却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他的胸口上。

    白头鹰人开出的条件清晰而冷硬，他们支持法兰西在中南半岛保留部分利益，但作为交换，法兰西必须正视并接受欧洲防务集团的构想。

    这是一笔赤裸裸的交易，每一个条款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没有留下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皮杜尔将电报放在桌上，用手掌缓缓抚平纸张的折痕。他抬起头，望向窗外巴黎灰蒙蒙的天空，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那口气在冬日的寒气中化为一团白雾，模糊了窗玻璃上映出的他那张疲惫而苍老的面容。

    好消息是，此时法兰西境内的舆论风暴，尤其是来自军方的汹汹怒潮，已经在某个关键人物的强力干预下有所缓和。

    巴黎的报纸虽然还在连篇累牍地报道越南局势，但调门已经从之前的“绝不退缩”转向了更加务实的“如何维护核心利益”。

    街头巷尾的争吵仍然存在，但那些身穿戎装的军官们不再成群结队地涌向议会大厦门口抗议了。

    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一个人。

    塔西尼。

    塔西尼在法兰西军队中拥有着几乎无人可以撼动的崇高威望。

    他是一战中从战壕里爬出来的老兵，是二战中带领法兰西军队从溃败的耻辱中重新站起来的灵魂人物之一。

    他身上的每一枚勋章都代表着一场真刀真枪的拼杀，他参谋部里用红蓝铅笔划过的每一张地图都决定过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在普通士兵的心目中，塔西尼的名字就等同于胜利，等同于法兰西军队最后的荣光。

    只要那位隐居在巴黎郊外科隆贝双教堂村、静静撰写着回忆录的老人夏尔·戴高乐，那位在法兰西最黑暗的时刻独自举起自由法兰西旗帜的巨人不重新出山。

    那么塔西尼在法兰西军队中的地位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甚至连在阿尔及利亚呼风唤雨的总督内阁伦，在塔西尼面前也只能毕恭毕敬地称一声“我的将军”。

    塔西尼没有待在枫丹白露的疗养院里，也没有回他在巴黎的私人官邸。

    他亲自前往陆军部，在那一间挂着历代法兰西元帅画像的庄严会议厅里，与巴黎驻防部队、陆军参谋部以及宪兵部队的军方代表们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谈。

    会议厅厚重的橡木大门紧闭了整整一个下午。

    外面走廊里的副官们只能偶尔听到里面传来塔西尼那低沉沙哑却充满了穿透力的声音，偶尔夹杂着几声年轻军官激动的反驳，但很快就被更加沉稳有力的声音压了下去。

    在那次决定性的会谈中，塔西尼对着满屋子肩章闪亮、面色凝重的将军和上校们，把自己对局势的全部判断毫无保留地摊开在桌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