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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华让方大姐帮她念信，念完一遍，再念一遍。她听着，心里头又酸又甜。

    她也想他。

    可她不说。

    她给阿毛回信，也是方大姐帮她写。她说，妈好，小摊好，租界好。

    那年夏天，阿毛回来过暑假。

    他说，外头不太平，日本人打进来了，占了北边好多地方。

    上海也紧张，天天有飞机飞过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打起来。

    德华听了，心里头沉甸甸的。

    她在租界待了十几年，知道什么是安稳，什么是不安稳。租界是洋人的地盘，日本人不敢进来。可租界外头呢？上海呢？

    她说：“阿毛，要不你别回上海了？”

    阿毛说：“不行，我得回去念书。”

    她说：“念书重要，命重要？”

    阿毛说：“妈，你不懂。这年头，光有命没用。得念书，得懂道理，得知道怎么救国。”

    德华听不懂这些大道理。可她知道，阿毛主意正，劝不住。

    她没再劝。

    阿毛走的那天，她送他去火车站。站台上人山人海，都是逃难的人，拖家带口，背着包袱，挤着往车上爬。

    阿毛挤上车，从窗户里探出头，冲她挥手。

    她站在站台上，看着那辆绿皮车，心里头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害怕。

    她想起那个故事。原主的阿毛，被狼叼走了。

    可那不是故事。那是真的。那是原主的人生。

    她的人生里，阿毛不会被狼叼走。可阿毛会去哪儿？会遇上什么事？会不会打仗？会不会死？

    她不敢想。

    她给阿毛回信，让他回来，别在上海待了。阿毛回信说，妈，我不能回去。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得留下来，做我能做的事。

    她不懂什么叫匹夫有责。她只知道，那是她儿子，她养了十八年的儿子。

    可她劝不住他。

    那年春天，阿毛回来了。

    他瘦了，黑了，可眼睛还是那么亮。他一进门，就喊“妈”，就往灶房跑。

    德华站在灶房门口，看着他翻箱倒柜找吃的，心里头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她说：“你怎么瘦成这样？”

    阿毛说：“逃难逃的。日本人打上海，我们学校迁到内地去了。我跟着走了几千里路，可累了。”

    她说：“还走不走？”

    阿毛说：“还得走。学校在内地，我得回去念书。”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行。妈给你做点好吃的，补补。”

    她做了他爱吃的包子、油条、豆腐脑，做了满满一桌子。

    阿毛吃着吃着，忽然哭了。

    她说：“哭什么？”

    阿毛说：“妈，我以为我回不来了。”

    她放下筷子，看着他说：“胡说。你肯定能回来。妈在这儿等着你，你肯定能回来。”

    阿毛点点头，擦了擦眼泪，继续吃。

    阿毛又走了。

    这回走得更远，去大后方，去重庆。他说，学校搬到那儿了，他得去。

    她送他去火车站。站台上还是那么多人，还是那么乱。阿毛挤上车，从窗户里探出头，冲她挥手。

    她站在那儿，看着火车开走，心里头空落落的。

    那年秋天，日本投降了。

    租界里放鞭炮，满街都是人，喊的喊，笑的笑，哭的哭。德华站在小摊前，看着那些人，心里头也高兴。

    可她更盼的是——阿毛该回来了。

    一个月后，阿毛真的回来了。

    他穿着旧军装，背着破行李，站在小摊前，看着她。

    她愣在那儿，半天没动。

    他说：“妈，我回来了。”

    她走过去，摸了摸他的脸，又摸了摸他的手，然后一把抱住他。

    她没哭。她这辈子不爱哭。

    阿毛没再去重庆。

    他在租界里找了个教书的活，在贫民学堂当先生。就是当年他念书的那所学堂，那个神父办的。

    神父早就不在了，学堂还在。里头念书的，还是那些穷孩子，跟他当年一样。

    他每天去教书，下午回来帮她摆摊。晚上，娘俩一起吃饭，一起说话，一起过日子。

    方大姐有时候来串门，看着他们，就说：“阿江，你这辈子，值了。”

    德华说：“值什么？”

    方大姐说：“儿子有出息，当先生了。你还求什么？”

    小摊还在，生意还行。阿毛教书，挣得不多，可够花。娘俩攒了点钱，把那间偏房买了下来，成了自己的家。

    德华有时候想，这辈子，值了。

    从鲁镇到城里，从城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