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八年，伟民和杰民被抓了壮丁。

    那天他们正在地里干活，忽然来了一队兵，二话不说就把他们捆走了。他们挣扎，喊叫，求饶，可那些兵根本不听。

    “走！给大帅当兵去！吃粮当兵，比你们种地强！”

    他们被押着往前走，走过田埂，走过山坡，走过村口。

    走到村口的时候，伟民忽然回头看了一眼。

    那两间破房还在，越来越远，越来越小。

    他想，这辈子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杰民在他旁边，一直在哭。

    伟民没有哭。

    他只是想，阿姐在哪儿？阿姐要是还在，会不会救他们？

    可阿姐不在了。

    阿姐去香港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们被押着往前走，走进山里，走进雾里，走进再也回不来的地方。

    同一年，曼桢也死了。

    死在那管家的院子里，死在一个冬天的早晨。

    那天早上，管家的正房太太忽然冲进她屋里，说她偷东西。她没有偷，可她说什么都没用。正房太太让人把她按在地上，用鞭子抽，抽得她浑身是血。

    抽完了，把她关进柴房里，不给吃不给喝。

    关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早上，有人来看她，发现她已经死了。

    死的时候，眼睛还睁着，望着柴房顶上那个小小的窗户。

    窗户外面有光，可那光照不进来。

    她就那么望着，望着，望到死。

    死之前，她忽然想起很多事。想起小时候跟曼璐一起玩，曼璐爬树给她摘枇杷。想起曼璐每次从百乐门回来，都偷偷给她带好吃的。想起曼璐临走那天，回头看她，说“曼桢，好好活着”。

    她想说，阿姐，我没活好。

    可她说不出来了。

    她死了。

    死的时候，只有十八岁。

    另一边，香港。

    曼璐坐在中环那家洋行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海。

    她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年了。

    三年里，她升了职，加了薪，搬了家。现在她住在半山的一间公寓里，推开窗就能看见维多利亚港。她每天上班，下班，周末去喝喝茶，看看戏，跟朋友逛逛街。日子过得平静，安稳，没什么波澜。

    有时候她会想起上海，想起那个家，想起那些人。

    可也只是想想。

    她从不打听他们的消息，也从不联系他们。

    断了就是断了。

    那天下午，她正在看文件，忽然有人敲门。

    “请进。”

    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三十来岁，瘦高个，脸上没什么表情。

    “顾小姐，我是陈九。”

    曼璐看着他，没有说话。

    陈九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她桌上。

    “您要的东西。”

    曼璐拿起信封，打开，抽出里面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男人，胖胖的，穿着长衫，站在一家舞厅门口。那脸，那眉眼，那神情，她太熟悉了。

    祝鸿才。

    陈九说：“这个人上个月到的香港。住在湾仔那边，成天往舞厅跑，花天酒地的。听说是从上海跑出来的，带着不少钱。”

    曼璐看着照片，没有说话。

    陈九等了一会儿，问：“顾小姐，怎么处理？”

    曼璐把照片放回信封，还给他。

    “扔进香江。”

    陈九点点头，转身要走。

    “等等。”曼璐叫住他。

    陈九回过头。

    曼璐看着他，慢慢地说：“别让他太痛快。”

    陈九懂了。

    他点点头，走了出去。

    门关上的那一刻，曼璐转回身，继续看着窗外的海。

    海是蓝的，天也是蓝的，阳光照在海面上，亮闪闪的。

    她看着那一片亮闪闪的光，嘴角慢慢浮起一丝笑。

    那天晚上，祝鸿才死了。

    他是在回住处的路上被人堵住的。几个人从暗巷里冲出来，把他拖进一条小巷子里。他想喊，可嘴被人捂住。他想跑，可腿被人按住。

    有人拿着刀，在他身上划了一刀。

    不深，不致命，就是疼。

    那人说：“慢慢来，不着急。”

    他们一刀一刀地划，从晚上划到半夜，从半夜划到天亮。

    祝鸿才喊了一夜，叫了一夜，求了一夜。

    没有人救他。

    天亮的时候，他已经喊不出来了。他躺在地上，浑身是血，眼睛瞪得老大，望着灰蒙蒙的天。

    有人蹲下来，看了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