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贝去北京上大学。

    临行前一天，马母来送她。

    马母拎着一大包东西——自己做的腊肉、腌的咸菜、炸的麻花，还有一条织了三个月的毛线围巾，大红色的。

    “北京冷，多穿点。”刘芳把东西塞给她，眼眶红红的。

    罗小贝接过来，轻声说：“阿姨，谢谢您。”

    刘芳摇摇头，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最后只说了句：“照顾好自己。”

    马小龙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又酸又暖。

    罗小贝走后，他每天给她写信。

    不是情书，就是流水账——今天吃了什么，上了什么课，实验室的师兄又出了什么糗。偶尔夹一张照片，图书馆的、食堂的、操场的，都是他随手拍的。

    罗小贝每次都回，回得简短，但每封都回。

    “北京风大，围巾很暖和。”

    “食堂的饭不好吃，想你妈做的红烧肉。”

    “今天看见一个男生穿白T恤，背影跟你有点像。”

    马小龙看着最后一句话，对着信纸笑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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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四年，罗小贝没闲着。

    学业没落下，年年拿奖学金。生意也没放下，“小贝女装”在她上大学后交给刘芳和职业经理人打理，她远程遥控。大二的时候，她用攒的钱在北京开了一家分店，专做大学生生意。

    大三那年，她把“小贝女装”升级成了“小贝服饰”，开始自己做设计、找工厂代工。品牌定位是“平价时尚”，目标客户是大学生和刚工作的年轻人。

    那时候，国内还没有这个概念。她算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生意越做越大，钱越挣越多。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女老板了。

    但这些事，何春生不知道。

    他只知道，罗小贝去了北京，上了好大学，以后会越来越远。

    而他呢？

    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罗一成帮他介绍了个工作——在工厂当搬运工。干了三个月，嫌累，辞了。后来又干过保安、送过快递、在餐馆端过盘子，都干不长。

    汤丽华骂他，他就跟汤丽华吵。吵完出去找强哥，喝酒、打牌、混日子。

    强哥说：“春生，你这样不行。得找个来钱快的路子。”

    何春生问：“什么路子？”

    强哥笑：“跟我干。”

    何春生犹豫了一下，点了头。

    1999年到2001年，是何春生彻底堕落的三年。

    跟着强哥，他什么都干过——偷自行车、撬锁入室、街头碰瓷。胆子越来越大，手也越来越黑。

    2000年冬天，出事了。

    强哥带他去抢劫。目标是一个刚从银行取钱出来的中年女人。何春生负责望风，强哥负责动手。结果女人拼命反抗，大喊大叫，惊动了路人。

    强哥跑了，何春生没跑掉。

    被抓进派出所，关了十五天。

    汤丽华接到通知的时候，整个人都傻了。

    她跑去找罗一成，哭得死去活来：“罗大哥，您救救春生吧！他才十九岁啊！”

    罗一成皱着眉头，帮她找了律师，垫了保释金。

    何春生出来后，汤丽华逼着他给罗一成磕头。

    何春生跪在地上，头磕得咚咚响，眼睛里却没有一丝感激。

    全是恨。

    恨罗小贝，恨马小龙，恨罗一成，恨所有人。

    凭什么他们过得那么好？凭什么他要蹲看守所？

    罗一成把他扶起来，语重心长地说：“春生，你还年轻，别走歪路。好好找份工作，踏踏实实过日子。”

    何春生低着头，说：“谢谢罗叔叔。”

    心里想的是：你女儿要是跟我在一起，我会走歪路？

    都是你们的错。

    罗小贝大学毕业，回老家过年。

    她已经两年没回来了。生意忙，学业重，走不开。

    马小龙去火车站接她。

    两年没见，他又长高了，也壮了。研究生快毕业了，导师推荐他读博，他还在犹豫。

    罗小贝拖着行李箱出来，一眼就看见了他。

    马小龙站在出站口，穿着黑色羽绒服，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罗小贝同志”。

    旁边等车的人都看他，他浑然不觉，盯着出站口，眼睛都不眨一下。

    罗小贝走过去，在他面前站定。

    马小龙看见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笑容，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干干净净的，像冬天的阳光。

    “回来了？”他问。

    “嗯。”

    两个人对视了一会儿，谁都没说话。

    然后马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