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庚站起来，看着远处靶场尽头飘着的膏药旗靶子，目光凉凉的。

    “对着想闯进咱们家的人。”

    那天晚上回家，牛旦把今天学的东西一五一十告诉徐凤志。她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柜子前，从抽屉最深处翻出那把她藏在衣裳底下的剪刀。她在灯下端详了好一会儿，把它重新放回了抽屉最深处。从今晚起，这把剪刀不再是对付赵元庚的武器，也不再是被她藏在身边随时准备同归于尽的最后防线。她把它放在那里，当一段旧日子的句号。

    那年冬天，从北平逃难来的学生路过县城，在城隍庙里讲东北沦陷的事。赵元庚让牛旦去听。

    七岁的牛旦坐在一群大人中间，听那个戴眼镜的学生讲九一八，讲东北军不战而退，讲日本人如何屠杀百姓。听到“有人不抗战”的时候，牛旦攥紧小拳头，牙咬得咯吱咯吱响。他站起来，在一群大人里个子最小，声音最大：“你们不打，我打！等我长大了，把鬼子全打出去！”

    回到家里，他在自己的床头贴了一张自己歪歪扭扭写的字条：精忠报国。那四个字写得不太好看，“忠”字的心底歪了，“国”字的框子缺了一角，是他自己拿毛笔写的。徐凤志半夜给他掖被子的时候看见了，站在床边看了很久。灯下她的表情看不分明，但她的手很轻很轻地抚过那四个字的墨迹，替他抻了抻被角。

    第二天一早院子里的丫鬟听见五姨太跟旅长在廊下拌嘴。她声音难得大了些：“他才七岁，你让他听那些？”

    “七岁不小了。我七岁在街上要饭。”赵元庚语气平静，“世道不会等他长大才变坏。”

    徐凤志没再说话。梁飞虎从东跨院方向大步走过来，边走边扣着腰间武装带，还没进院就扯开嗓子喊：“我教他打枪都行——你把他给我带几天，保准比跟你学得快！”赵元庚头也不回地回了句：“滚。”

    牛旦从屋里跑出来，抱着他爹的腿探出半个脑袋冲梁飞虎招手，嘴上什么都不叫，眼里却全是亮晶晶的期待。

    梁飞虎这些年一直住在赵家大院的东跨院。赵元庚给他的人编了一个独立营，名义上归赵元庚指挥，实际上还是梁飞虎自己带。梁飞虎服气的人一只手数得过来，徐凤志排第一个。不是因为她是女人，是因为她在宴席上敬过他一碗酒，喝得干脆利落，不扭捏不讨巧。他这辈子最敬的就是这种人。至于赵元庚——他是服气里掺着不服气，服他的本事，不服他的霸道。但打鬼子这件事上，两个人是一条心。

    牛旦八岁那年夏天，赵元庚把梁飞虎、张吉安和几个心腹叫到书房，摊开一张晋陕交界的地图。地图上标了七八条红线，全是日军可能南下的路线。每一条红线旁边都密密麻麻写着防御方案，有的地方写了三套。

    “今年年底之前，我要把防区的防御工事全部修完。”赵元庚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山口说，“这里，修三层火力点。你负责。”

    梁飞虎抱着胳膊看了一会儿，点头：“行。”

    “还有一件事。”赵元庚指着地图上老虎山的位置，“我们之间的事，可以先放一放。先把日本人挡住。等打完仗，你要还跟我算旧账，我奉陪。”

    梁飞虎沉默片刻，忽然笑了一声：“旧账就不算了。打完仗你还活着的话，老子请你喝酒。你要是死了——”他瞥了一眼西跨院的方向，“老子替你守这一家子。你家那小子不错，将来是条好汉。”

    赵元庚没有说话。但他伸出手去，和梁飞虎握了一下。两只布满老茧的手攥在一起，指节发白。

    牛旦十岁那年，赵元庚开始教他看地图。

    不是学堂里挂的那种简图，是真正的军事地形图，等高线密得像指纹，每一个标高、每一条河流、每一座桥梁都标得清清楚楚。他教牛旦认等高线、算行军时间、判断伏击点。牛旦学得很快，有时候问出的问题让他爹都愣了一下——“如果敌人从这边绕过来，咱们弹药库不是正好被切断吗？”

    赵元庚看着儿子，认真答：“你说得对。明天去跟梁叔叔说，让他把弹药库挪个地方。”

    牛旦十岁那年冬天，徐凤志在灯下做针线，忽然抬头对赵元庚说了一句话：“你要是有一天死在战场上，我不给你收尸。”

    赵元庚正蹲在地上给牛旦修木头枪，闻言抬起头来。他看着她，没有生气，也没有笑，只是说了一句同样平静的回答：“要是我连死在战场上都不配，你就不用收。要是我打鬼子死了——你让牛旦来给我磕个头就行。”

    徐凤志低下头继续缝衣裳，不再说话。窗外冬风呼啸，她把针在头发里抿了一下，用力扎进粗布里，针尖穿过来的时候带出一声细响。

    牛旦十一岁那年，抗战全面爆发。赵元庚的部队被编入国军序列，他带着队伍上了前线。出发那天全城百姓都来送。

    徐凤志站在西跨院门口，没有去大门口。她听见远处传来军号声和马队嘶鸣，牛旦站在她身边，攥着拳头，眼睛望着他爹带队远去的方向，脸上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