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点一点地、慢慢地、用一种看起来很自然的方式退出她的生活。

    在学校里不再主动找她说话，在弄堂里碰见的时候只是点点头就走过去，她来找他的时候说“我在忙”。

    后来他和顾森湘在一起了。

    顾森湘很好——漂亮、温柔、成绩好、家庭清白、没有人会在背后说她的闲话。和顾森湘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很轻松，不需要解释任何事情，不需要面对任何复杂的、不体面的、让人不舒服的东西。他终于可以彻底告别那个灰扑扑的、总是低着头、身上带着药味的女孩了。

    然后顾森湘死了。

    然后他毫不犹豫地相信了易遥是凶手。

    不是因为证据确凿。那些证据——那条短信、唐小米精心布置的“事实”——只要他愿意多想一步就会发现漏洞。但他没有多想。他选择了最容易的答案。站在所有人的那一边，站在“正义”的那一边。他甚至走到易遥面前，看着她的眼睛，说出了那句话——

    “我怎么会喜欢你这种人。”

    齐铭站在月光下的老弄堂里，闭上了眼睛。这句话从前世到现在，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它嵌在他骨头的缝隙里，融在他血液的流动里，刻在他每一个失眠的深夜和每一个惊醒的凌晨。他后来无数次回想那个场景——易遥听到这句话之后的表情。她没有哭。她的眼泪早就流干了。她只是看着他，很轻很轻地摇了摇头。那个动作太轻了，轻到几乎看不出来，但齐铭看到了。那个摇头是什么意思？是“你果然也这样”，还是“没关系，反正我也习惯了”，还是“再见”？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他只知道，那天之后，易遥跳了江。

    她站在堤坝上，对着全校的人喊出了那段话。她说“你们比石头还冷漠”，她说“你们又恶毒又愚蠢”，她说“你们巴不得世界上多死一个人”。她说话的时候目光扫过人群，扫过了唐小米，扫过了那些霸凌过她的同学，扫过了那些袖手旁观的老师，最后扫过了他。她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不到一秒。就不到一秒。然后她转过身，跳了下去。

    后来他经常做一个梦。梦里易遥站在堤坝上，回过头来看着他，说了那句话——“齐铭，你从来都不知道我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她说话的声音很轻，不是控诉，不是质问，就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像在说今天天气不太好。然后她转过身，纵身一跃。他每次都想伸手去抓，但手总是穿过空气。然后他会醒来，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在黑暗里听着自己越来越响的心跳声，一遍一遍地回想——她活着的时候，他有没有真正为她做过哪怕一件事。

    不是给她牛奶。不是帮她向老师求情。不是皱着眉头说“他们太过分了”。那些不是为她做的，是为自己做的——为了让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好人。真正为她做一件事，是在所有人都指着她的鼻子骂“病原体”的时候站在她身边，是在她说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追问到底、带她去医院，是在所有人都不相信她的时候还相信她。他一件都没做到。

    他唯一做到的是，在她死后往她的窗台上放了一束白花。多么体面的悲伤。多么廉价的告别。

    月光把整条弄堂照得像一座巨大的灵堂。齐铭站在那扇紧闭的门前，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的顺遂都像是一种讽刺。

    他有体面的工作，有温柔的女朋友，有光明的未来。而易遥什么都没有。她死在十七岁那年的秋天，死在冰冷的江水里，死在所有人的冷漠里。她没有考上大学，没有当成医生，没有住上带电梯的房子，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

    她本来可以的。如果她没有被传染那种病。如果她没有被人造谣。如果他当时站在她那边，如果他在任何一个人面前——哪怕只是一个老师、一个同学——说一句“她不是那种人”。也许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也许她还活着。也许她会在北京某个医院的走廊上穿着白大褂匆匆走过，看到他回上海的时候笑一笑，问一句“齐铭你最近怎么样”。

    但是没有也许。

    齐铭伸出手，摸了摸那扇门的木板。木头冰冷粗糙，上面有一道道深深浅浅的划痕，是经年累月的风吹雨打留下的。他把额头抵在门上，闭上眼睛，在心里说了一句话。不是对林华凤说的，不是对这个世界说的，是对前世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校服、站在走廊上端着被倒了剩菜的饭盒、眼眶通红地看着他的易遥说的——

    “对不起。”

    声音很轻，轻得只有他自己和那扇门能听见。但他说出口了。这句话前世他欠了，这辈子才说出来。迟了整整一辈子。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站在易遥家门前的那几分钟里，弄堂深处的另一个窗口，有一个人正在看他。林华凤那天正好回来收拾老房子的东西，准备打包寄到北京去。她站在窗口，窗帘拉了一半，看见月光下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人站在自家旧门前，手撑在门板上，头低着，肩膀微微发抖。

    她知道那是齐铭。她一眼就认出来了。

    她没有出声，没有推开窗户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