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睁开眼的时候，头顶是那盏熟悉的旧台灯，黄铜灯座被岁月磨得发亮，灯罩上蒙着一层洗不掉的灰。

    窗外的法国梧桐刚抽了新芽，嫩绿的叶子在晨风里轻轻摇晃。

    她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

    天花板上有几道裂缝，她记得。那年夏天漏雨，水渍从裂缝里渗出来，在天花板上洇出深浅不一的印子。后来王贵说要修，说了十几年也没修成，倒是她踩着凳子自己补了两次。

    那是前世的记忆。

    前世。

    安娜猛地坐起来。

    脑袋一阵眩晕，她下意识扶住床沿。触手是冰凉的铁架子床，不是后来那个掉了漆的木床。身上盖的是蓝白格子的棉布被，被角缝着母亲绣的记号——那是她上初中时母亲缝的，说是住校的时候不会跟别人弄混。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

    十指纤细，骨节分明，皮肤光滑得没有一丝皱纹。

    这不是那双做了半辈子家务、指节粗大的手。不是那双给王贵缝扣子、给孩子们补衣裳、在纺织厂干了十几年活的手。

    她翻身下床，光着脚踩在地板上。木质地板发出一声轻微的“吱呀”，凉意顺着脚底爬上来。窗台上搁着一面圆镜，她走过去，弯腰看向镜中的自己。

    镜子里是一张年轻的脸。

    二十岁。

    眼睛还是那双眼睛，杏核似的，微微上挑的眼尾带着江南女子特有的秀气。眉毛细而浓，不用描画就黑得很好看。头发是天然卷，散在肩头，蓬蓬松松的，衬得一张脸只有巴掌大。

    皮肤是象牙白的，细腻得看不见毛孔。嘴唇是淡淡的粉色，唇角天生微微上翘，不笑的时候也像是在笑。

    安娜摸上自己的脸。

    五十多年的岁月，五十多年的委屈和疲惫，都没来得及在这张脸上留下痕迹。

    眼眶忽然有些发酸。

    她深吸一口气，把那股酸涩压回去。

    窗外传来弄堂里的声音。有人刷马桶，“哗啦哗啦”地响。自行车铃铛叮叮当当地过去。楼下邻居家的收音机在放评弹，吴侬软语咿咿呀呀地飘上来。

    是1965年的上海。

    安娜在床沿坐下，闭上眼睛，开始梳理脑海里的记忆。

    前世的记忆清晰得像是昨天发生的。

    她是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姑娘，父亲早逝，母亲在里弄居委会做事，家里不算富裕，却也算是清白的读书人家。她爱看书，读完了中学，进了纺织厂做质检员。那年头女孩子能读到中学的不少，但她不一样——她读的不只是课本，还偷偷读小说，读诗集，读从旧书店淘来的外国翻译小说。

    她想过去上大学。

    但母亲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找个安稳的婆家才是正经。

    然后媒人就上了门。

    王贵。

    记忆里那张黝黑的脸浮现出来。个子不高，壮实敦厚，笑起来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袖口的扣子掉了一颗，露出一截磨破的线头。

    媒人说他“老实本分、铁饭碗、根正苗红”，是大学老师，前途无量。

    母亲觉得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亲事。

    安娜那时候也这么觉得。

    她是读过书的女孩子，有精神追求，向往精神共鸣。王贵是大学老师，总该不是粗鄙的人吧？

    后来才知道，大学老师也有从农村一步一个脚印爬出来的，骨子里的算计和精明，是读书也没能磨掉的底色。他娶她，是因为她是上海姑娘，有城市户口，能帮他在上海站稳脚跟。是因为她家在弄堂里有间房，不用他去挤集体宿舍。是因为她模样好，带出去有面子。

    结婚不到半年，乡下的亲戚就开始上门了。

    今天表哥进城看病要借住，明天堂弟找工作要帮忙，后天二姨家儿子结婚要借钱。王贵永远只有一句话：“他们是我亲戚，我还能不管？”

    她劝过，吵过。

    王贵瞪着眼睛说：“你这城里人怎么这么小气？我们乡下人讲究的就是人情往来！”

    人情。

    拿她的工资做人情，拿她的时间做人情，拿她的生活做人情。

    而那个“人情往来”，从来只有出，没有进。

    后来孩子出生，她以为日子总该好过些。可孩子小的时候她要带孩子、做家务、还要上班，忙得脚不沾地。王贵呢？下班回来往沙发上一躺，说“我一天课讲下来累得很”，连碗都不帮着洗。

    孩子们大了，她总算能喘口气。

    然后小芳就出现了。

    年轻的女同事，看王贵的眼神里带着刻意放大的崇拜。“王老师真厉害”“王老师懂得真多”“王老师您人真好”……

    王贵在她面前是颐指气使的一家之主，在小芳面前却是被人仰望的“王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