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请了五天假。

    请假条递上去的时候，车间主任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问就批了。

    安娜这两年在厂里的表现谁都看得见。从质检员到技术员，从三班倒到常白班，她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她从来不迟到早退，不跟人嚼舌根，不掺和任何派系斗争，但谁想在她身上耍心眼，她也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厂里的人私底下叫她“上海来的小安”，语气里有客气，有欣赏，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忌惮。

    她收拾行李的时候赵红梅在旁边帮忙，把一件一件衣服叠好放进去。叠着叠着忽然叹了口气：“你说你，来青岛两年了，连件新衣裳都没做过。回回见那个石排长，不是白衬衫就是蓝布衫子，人家还以为咱们纺织厂不发工资呢。”

    安娜正在往包里塞一本书，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

    赵红梅说的是实话。

    她确实没做过新衣裳。不是没钱，是不舍得。

    也不是不舍得，是一种习惯——前世养成的习惯。前世的她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孩子要吃饭，婆家要贴补，娘家要帮衬，唯独她自己不需要。

    一件的确良衬衫能穿五年，领子磨破了翻个面接着穿。攒下来的钱全填了别人的窟窿，到最后自己连一件像样的寿衣都没有。

    她放下书，在床沿坐下。赵红梅看她脸色不对，以为自己说错了话：“我就随口一说，你别往心里去——”

    “你说得对。”安娜站起来，拿起那件穿了不知道多少遍的蓝布外套看了看，然后叠好放回了柜子里，“明天你陪我去趟百货大楼。我要做件新衣裳。”

    第二天在百货大楼，安娜挑了一块藕荷色的的确良料子。不是大红的，不是花哨的，是那种淡淡的、像春天里刚开的丁香花一样的颜色。她让裁缝量了尺寸，选了款式——不紧不松的列宁装样式，领口可以翻出白衬衫的领子，袖口收拢，腰身微收，利落又端庄。

    赵红梅在旁边看着，忽然说：“安娜，你穿这个颜色肯定好看。那个石排长看见你，眼珠子怕是要掉出来。”

    火车从青岛出发，一路向北。

    安娜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景色从麦田变成高粱地，从丘陵变成平原。

    越往北走，树越矮，天越阔，土地的颜色从黄褐变成了黝黑。

    村庄的房屋从砖瓦房变成了土坯房，田野里的风车变成了高大的白杨林带。偶尔经过小站，站台上站着几个裹着头巾的妇女，手里挎着篮子，篮子里装着鸡蛋和自家做的煎饼，踮着脚朝车窗里张望。

    这是她第一次来东北。

    她靠着车窗，想起石林说过的话——“东北的天比青岛高，地比青岛阔，人也比青岛糙。”

    她说“糙”是什么意思，他想了想说“嗓门大，脾气直，但心不坏”。她那时候笑了笑，没接话。现在她就要看到这些嗓门大、脾气直的人了。

    火车到站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安娜拎着行李走下车厢，四月的东北比她想象中冷得多。风是干的，硬的，刮在脸上像砂纸一样粗糙。她裹紧了外套，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往出站口走。

    她没让石林来接。她跟他说的是“我自己坐火车过去”，没说具体日期。她想先自己看看这座城，看看石林长大的地方，不被任何人带着，不受任何人影响，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她走出车站，叫了一辆三轮车，报了军区大院的地址。三轮车夫是个五十来岁的东北大爷，一路上嘴就没停过，给她指这是哪条街，那是哪个厂的家属院，语气里全是对这座城市的自豪。安娜听着，偶尔应一声，目光扫过街边的建筑——灰色的苏联式办公楼，红砖的工厂厂房，路边摆摊卖酸菜和粉条的小贩。空气里混着煤烟、泥土和发酵的酸菜味。

    到了军区大院门口，安娜下了车，抬头看了一眼大门。门口站着两个哨兵，持枪肃立，腰背挺得笔直。门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写着部队番号。

    这就是石林长大的地方。

    石晶在大院门口的传达室里等了快一个小时。

    她哥前两天打电话来，说安娜这几天到，让她帮忙接一下。具体的车次、日期，一概不知。石晶问怎么不自己去接，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说：“她不让我接。”石晶当时就乐了。她哥那个倔脾气，从来只有他拒别人，没有别人拒他。这安娜姐，人还没进门，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

    远远的，她看见一个人拎着行李走过来。

    藕荷色的列宁装，白衬衫领子翻在外面，两条辫子盘在脑后，露出一截白净的脖颈。料子是的确良的，在这个灰扑扑的北方春天里显得格外清爽。她走得不快，但步子很稳，脊背挺直，像一棵移动的小白杨。

    石晶从传达室蹦出来，扬起手喊了一声：“安娜姐！”

    安娜停下脚步，认出了她。正月初七在青岛见过一面，那时候石晶穿着一件改过的军大衣，风风火火的，说话像连珠炮。今天换了件红格子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