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

    朝堂上的主战派骂这是屈辱求和，主和派说这是以最小代价换取边境安宁，两边各有道理，但官家每次在岁赐的折子上落笔批“可”的时候，脸色都不好看。

    “官家心里早有决断，何必再为它烦忧？”

    她轻声说，语气不卑不亢。

    这话换了别人来说，要么是溜须拍马，要么是妄议朝政。

    但她说出来，语气里带着一种平等的默契，像是在书斋里陪他读了一晚上书之后，顺便聊两句家常。

    她在心里想的其实是另一回事——这位官家在朝堂上面对西夏使臣时那份忍让，在她看来实在是憋屈。

    她不懂军国大事，她只知道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你越怕事，事越找你；你越退让，对方越得寸进尺。

    盛紘在官场上也是这副德行——对上峰唯唯诺诺，对下属摆官威，回到家倒在她怀里抱怨同僚排挤他。

    她那时候就觉得窝囊，但嘴上不能说。如今换了个更大的舞台，她发现天底下的男人坐到再高的位置上，面对外敌时的怂劲儿都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盛紘的窝囊是真窝囊，官家的“怂”更像是一种权衡算计——他不是打不过，他是算过账之后觉得打不起。大宋的兵制她不太懂，但她知道养兵烧钱，打仗更烧钱，而官家最擅长的偏偏是赚钱。一个会赚钱的人最讨厌的就是乱花钱，所以在岁赐这件事上，他不是软弱，是抠。

    但抠归抠，官家对自己人倒是真大方。

    她在书斋里用的那套文房四宝，砚台是端溪老坑的，笔是宣城紫毫，纸是澄心堂的，墨是李廷圭的松烟，随便哪一件拿出去都是有价无市的珍品。

    盛紘攒了大半辈子俸禄买了一块端砚，当宝贝似的锁在书房柜子里，逢年过节才拿出来用一次，用完了还要亲自擦干净收回去。而官家随手递给她写校勘单的砚台，就是盛紘做梦都舍不得用的那种。她每次研墨时手指拂过砚面的温润触感，都在无声地提醒她前世和今生的差距有多大。

    “决断是有的，但每次落笔还是觉得——”官家没有把话说完，只是用手指轻轻叩了叩桌面，发出几声沉闷的轻响。

    他沉默片刻，忽然侧过头来看她，目光里带着一丝她从未见过的疲惫和自嘲，“朕这个皇帝，做得很窝囊吧？”

    这话说得极重了。一个皇帝问一个御侍“朕是不是很窝囊”，传出去能吓死一殿的人。林噙霜心里却是一动。

    她知道这一刻的分量——他在朝堂上被大臣们吵得头昏脑涨，在国事上被西夏和契丹压得两头受气，这些话他不能跟皇后说，不能跟宰相说，不能跟任何人说。

    唯独在她面前，他可以卸下帝王的壳子，像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一样，问一句“我是不是很没用”。她等的就是这一刻。

    她从书案前站起来，走到他身后，将双手轻轻搭在他肩头，拇指抵住他后颈最僵硬的那两块肌肉，缓缓施力。

    她的手法并不专业，但力度拿捏得恰到好处——不太轻，轻了是挠痒痒；不太重，重了是僭越。她的拇指沿着他颈椎两侧的经络一寸一寸往上推，推到风池穴时微微用力按了一下，官家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气，紧跟着发出一声极其细微的、放松的叹息。

    “官家不是窝囊，”她的声音轻而稳，一边揉一边说，语调里没有谄媚，没有撒娇，像是在陈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官家是心软，心软的人见不得边境百姓流离失所，见不得朝堂上的老臣为军费吵得面红耳赤，便宁愿自己背了这个委屈的名声，换一个太平年景给底下的人过。这不是窝囊，这是仁慈。”

    官家沉默了很久。

    雨声簌簌打在窗外的芭蕉叶上，炭火在炉中轻轻爆了一声。

    然后他伸手覆住了她搭在他肩头的手，手指微微收紧，像是握住了什么失而复得的东西。

    “你这些话，朕等了很多年。”

    他说，声音里没有帝王的威严，没有文人的矜持，只有一种被终于被理解之后的、近乎脆弱的感伤。

    林噙霜没有继续说话。

    她只是将另一只手也覆了上去，两只手都被他握着，她就那样站在他身后，低头看着他的发顶——那根玉簪还是她第一次进书斋时见过的那支，素净温润，和他人一样。她的心里在这一刻出奇的平静。

    不是因为感动，也不是因为得意，而是因为她知道，从这一刻起，她在这个男人心里的位置已经不再是一个“合口味的宠妃”那么简单了。她成了他的知己。而“知己”这个身份，比宠妃更难替代。

    她走到这一步，用了将近两年。

    重生后从盛府后院耳房里对着铜镜谋划的那天起，到此刻站在大宋天子身后替他揉肩听他倾诉，她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前世用二十年都没做到的事——让一个男人真正把她当成一个人，而不是一件玩意儿。

    但她的目标还没有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