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第二节课间，邱大川跑过来看了一眼。

    “老师，还是一样的。”

    “嗯。”

    “那三天到底有没有用啊。”

    “到第三天再说。”

    一月二十号，周二。

    上午第一节下课，办公室。

    温良把四本词典搬开。

    他把玻璃板抬起来。

    两张纸露出来。

    左边那张。

    字还是红的。

    可是红里头压进去一点别的东西。

    不那么亮了。

    往褐上走了一点。

    偏红褐。

    右边那张。

    也变了。

    变得更多。

    红退得更狠，褐上得更快。

    偏暗褐。

    三个人都低下头去看。

    “哎。”

    邱大川第一个凑过来。

    “不一样了！”

    “哪张深。”

    “右边。”

    “再看一遍。”

    “右边深。”

    杜小满没有立刻说话。

    她的手停在那两张纸上。

    然后她把两张纸拿起来，左右调了个位置，重新摆好。

    摆完她又看了一遍。

    “还是那张深。”

    “哪张。”

    “原来在右边的那张。”

    “现在它在左边，还是它深。”

    “为什么要调位置。”温良问。

    “怕窗台两边光不一样。”

    温良看了她两秒。

    “对。”

    “这个我没想到。”

    十点十分。

    武大军把花名册从铁皮柜里取出来。

    锁是他开的，四个人都在。

    四样东西端到走廊上。

    走廊西头那扇窗，上午十点光最平。

    窗台上并排放：

    一号：有编号贴那支写的。偏红褐。

    二号：刻“范”字那支写的。偏暗褐。

    三号：花名册，摊到最后一页。

    温良没有先说。

    他退开一步。

    “大川，你说。”

    “说什么。”

    “册子上最后那一行，跟这两张里哪一张一个色。”

    邱大川趴在窗台上看。

    他看了一会儿，伸手指了指。

    “这张。”

    指的是二号。

    杜小满没出声。

    “小满。”

    杜小满这次先把两张纸的位置调了一下，再看。

    “二号。”

    “确定？”

    “确定。”

    “一号那张红得多。”

    “册子上那行没有那么红。”

    武大军最后看。

    他看完把手机掏出来，把四样东西拍成一张。

    一号、二号、花名册上那一行，还有窗外的天光，全在一张里。

    “我也说二号。”他说。

    温良这时候才走过来。

    “三个人，三个都说二号。”

    “记一条。”

    “又记。”邱大川说。

    “又记。”

    一月二十日上午十点十分，于教学楼三层西窗，就两支同型红色签字笔书写样本与花名册末行墨色进行目视比对。

    样本一（笔杆有领用编号贴）：偏红褐。

    样本二（笔杆无编号贴，末端刻痕）：偏暗褐。

    花名册末行：与样本二接近。

    辨认人三人，独立作答，结论一致。

    四个签名。

    温良这次也签了——他签在“制样人”那一栏，不在“辨认人”那一栏。

    “老师。”杜小满说。

    “嗯。”

    “那就是说，册子上那一行，是二号那支笔写的。”

    “不能这么说。”

    “又不能这么说……”

    “只能说两样。”温良说。

    “第一样：不是一号那支写的。”

    “一号那支是我十月三十号从教务处领的。”

    “它在我手里三个月，没离开过我。”

    “册子上那一行是三年前写的。”

    “三年前它还在柜子里。”

    他把一号那张纸拿起来，举了一下，又放下。

    “这一条很要紧。”

    “因为册子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最省事的说法是：他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