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他们看着这个人站在墙前面，张了两次嘴。

    一个人要是真没说过，他张一次嘴就能说完。

    一个人要是说过，而且说的不止一句——

    他张一百次嘴也说不出来。

    时间过了大概二十秒。

    站在圈西边的一个人动了。

    他伸手把自己脚边那把凳子往后拉了一下。

    那把凳子在水泥地上蹭出一声。

    他拉完往旁边挪了半步。

    他旁边那个人也往旁边挪了半步。

    一个接一个。

    站在西边那一片人往两边分开，中间空出来一条道。

    那条道从北墙一直通到玻璃门。

    没有人说话。

    也没有人看柴顺。

    他们分开的时候，眼睛全都落在自己脚下那一块地上。

    柴顺站在北墙前面。

    他看着那条道。

    他往前迈了一步。

    走到大厅中间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他把手抬起来，伸到自己胸口。

    他把工牌摘下来了。

    三号楼的工牌跟一号楼一样，一块塑料片，用一根黑绳挂在脖子上，正面印着编号和名字。

    他把绳子从脖子上取下来。

    他往前走了三步，走到组长台底下那两级台阶前面。

    他把那块工牌放在台阶上。

    放完他直起腰，接着往门口走。

    他走到玻璃门那儿，推门。

    门开了一半，他停住了。

    他回过头。

    大厅里四十个人。

    没有一个人在看他。

    有的人低着头，有的人在看北墙，有的人已经开始往自己格子那边挪。

    四十个人，没有一个人的眼睛落在门口。

    柴顺站了两秒。

    他出去了。

    玻璃门在他身后合上。

    大厅里那四十个人开始往格子走。

    一个一个坐下，送话器从挂钩上取下来。

    十一点整，声音起来了。

    跟平常一样。

    陈九斤走到组长台底下那两级台阶前面。

    他弯腰，把那块工牌捡起来。

    正面：三号楼，A 组，编号，柴顺。

    他把它翻过来。

    背面是空的。

    塑料片的背面，什么也没有。

    没有字。

    也没有划痕。

    陈九斤站在那儿，捏着那块工牌。

    他这八十天见过的工牌不止一块。

    他自己那块是一号楼发的。他进楼第五天，在食堂门口把工牌翻过来看过一次。

    背面有三个字。

    那三个字被人用刀尖划过，划了很多道，划得看不清是什么字，可是能看出来那儿写过字。

    一号楼的工牌是回收的。一个人走了，工牌收回来，把背面的名字划掉，发给下一个人。

    划得再狠，那三道印子还在。

    三号楼的工牌他也见过——付红英那块，杜大奎那块。他没有专门去翻过，可是有一次娄小飞的工牌绳断了，掉在地上，他捡起来递过去。

    那一下他看见了背面。

    有划痕。

    柴顺这块没有。

    这块工牌的背面，从来没有写过字。

    陈九斤把它翻过来，又翻过去。

    翻了两遍。

    他把它放进上衣口袋里。

    十一点二十，付红英上组长台交东西。

    她把那份材料放下，没有立刻走。

    “陈组长。”

    “付姐。”

    她往北墙那边看了一眼。

    “刚才那一下。”她说。

    “嗯。”

    “四十个人自己站开的。”

    “我看见了。”

    付红英把手里那个本子换了一只手抱。

    “我在这栋楼三年半。”她说。

    “三年半里，这一层出过很多事。”

    “出事的时候，四十个人是散的。”

    “今天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是一块儿的。”

    她说完就下去了。

    陈九斤在组长台上坐着。

    他把她那句话过了一遍。

    三年半里，出事的时候四十个人是散的。

    今天他们是一块儿的。

    他往北墙那边看了一眼。

    刚才那二十秒，他没有说一个字。

    他说的最后一句是“你刚才怎么说的，现在再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