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她说。

    陈九斤站在隔断外面。

    他等着。

    太阳穴没有跳。

    “我知道那三个字是什么。”付红英说。

    “三年半，我每天早上挂上这个东西，我都知道背面写着什么。”

    她把手重新抬起来。

    她把黑绳从脖子上取下来。

    她把那块工牌翻过来，放在隔断的边上，正对着他。

    背面有三个字。

    那三个字被人用刀尖划过。

    划了很多道，横的竖的，划得纸片都起了毛。

    可是字还在。

    划得再狠，那三个字的骨头还在那儿。

    陈九斤低头看。

    他看清了。

    那三个字他这九十五天在这个园区里没有听过。

    他把本子翻开。

    他把那三个字写下来。

    写完他抬起头。

    “付姐。”

    “嗯。”

    “您认识他。”

    付红英把那块工牌拿回去。

    她没有立刻挂回脖子上。

    她把它捏在手里。

    “三年半以前，”她说，“我到这栋楼的第一天。”

    “发工牌的人从一个盒子里拿了一块给我。”

    “他当着我的面，用刀尖把背面那三个字划了。”

    “他划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着。”

    “我看着他划完。”

    她把工牌重新挂回脖子上。

    “他划完把工牌递给我，说：从今天起你是这个号。”

    她抬起头。

    “那个人的名字，我到今天记着。”

    “我什么也没干过。我就是记着。”

    大厅里那四十一个格子，送话器都在响。

    陈九斤站在隔断外面，本子摊在手上。

    本子上现在有四十行。

    四十个名字。

    四十个人，四十块工牌，四十个被划掉的名字。

    这四十个人，没有一个在这栋楼里。

    没有一个在名册上。

    没有一个在东墙那些表上。

    没有一个在阮玉兰那个抽屉的任何一沓黄联上。

    这四十个名字，在这个园区里唯一存在的地方——

    是四十块塑料片的背面。

    和四十个人的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