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教。”

    “梅姐要是想要，我明天上午去三号楼，找一间屋，教一上午。”

    “三号楼谁来听都行。”

    “听的人自己回去教自己那一层。”

    “这一样我不收钱，也不算在那三成里头。”

    “为什么给这个。”

    “因为名单是二十一个人的名字。”陈九斤说。

    “名字给出去，那二十一个人就废了。”

    “三条给出去，三号楼能自己长出二十一个来。”

    “梅姐要的是能干活的人。”

    “她要的不是我们楼那二十一个的名字。”

    “她要的是二十一个会干活的人。”

    “那两样长得像，其实不是一回事。”

    付红英站在门口。

    “我带回去。”她说。

    下午三点二十，四层。

    扈广仁上来找他。

    “九斤，你把那三条给三号楼？”

    “给。”

    “那三条是你熬了半个月想出来的。”

    “不是。”陈九斤说。

    “那三条是我干催收那三年熬出来的。”

    “熬出来以后我自己藏了三年没告诉过人。”

    “藏着的那三年，它一分钱也不值。”

    “上个礼拜我在大厅里说了一遍，二十一个人学会了。”

    “今天早上程立本站在黑板前头，我看他给别人讲第二条，讲得比我清楚。”

    “讲得比你清楚？”

    “他加了一样我没说的。”陈九斤说。

    “他说：那四样出现的时候，别急着记，先把手放桌子底下。”

    “为什么。”

    “因为人一记东西，眼睛就往下走。眼睛一往下走，对面那个人就知道你在记。”

    “这一样我没想过。”

    “他自己想的。”

    陈九斤把窗台上那本账合上。

    “扈哥，一样东西给出去以后，它自己会长。”

    “藏着的东西不长。”

    第二天，第一百七十二天，上午十点。

    付红英又来了。

    她还是一个人来的。

    她走到大厅那面墙前面站住。

    “陈九斤。”

    “付姐。”

    “梅姐让我再问一遍。”

    “问什么。”

    “还是那一句。”付红英说。

    “把你们楼那二十一个人的名单给我。”

    大厅里那会儿人比昨天多。有人从楼梯上下来看见付红英，停在半截楼梯上没有再走。

    陈九斤站在墙前面。

    “付姐。”

    “嗯。”

    “昨天我说的那两句，您带回去了没有。”

    “带了。”

    “一个字没改？”

    “一个字没改。”

    “梅姐听完了？”

    “听完了。”

    “她说什么。”

    付红英把手里那沓单子换了一只手。

    “她说，再问一遍。”

    大厅里那些人看着他们两个。

    陈九斤站在那儿。

    他把昨天那两句在心里过了一遍。

    一个人昨天听完了、一个字没改地听完了，今天还让人来问同一句。

    那不是没听懂。

    那是在看他今天答的跟昨天答的一样不一样。

    “付姐。”他说。

    “您带纸笔了吗。”

    付红英从那沓单子底下抽出一支笔。

    “记。”

    陈九斤开口。

    “第一句：这栋楼跟外头的往来，都要贴在这面墙上。名单给出去我得贴。贴出去那二十一个人第二天就不是骨干了。”

    “第二句：名单给了三号楼，我这栋楼就没有人了。没有人，我拿什么还梅姐那三成。”

    他停住。

    “一个字没改。”

    “昨天是这两句，今天还是这两句。”

    “明天您再来，还是这两句。”

    “付姐，您回去跟梅姐说：她要是想看我什么时候改口，她得等到我改口的那一天。”

    “那一天可能有。”

    “可我不知道是哪一天。”

    “今天不是。”

    付红英把笔停在纸上。

    她把这两句抄完了。

    抄完她抬起头。

    “陈九斤。”

    “嗯。”

    “我在梅姐手底下三年。”

    “三年里，她让我把同一句话问第二遍的，一共四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