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它要落了。

    银座的橱窗比三个月前空了一半。

    米店门口的木牌上写着“本日配给”四个字，主妇们排着长队，手里攥着配给票，谁也不说话。

    队尾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把围巾紧了又紧，数着前面的人头。

    米价又涨了。火柴涨了，木炭凭票，连腌萝卜都成了稀罕东西。

    电车站台上摆着献金箱，箱子上贴着“尽忠报国”四个字，小学生提着洋铁桶在巷子里收废铁，军工厂的汽笛从早响到晚。

    报馆门口围着一圈人，伸长脖子看号外。号外上还是华北方面的消息，字印得比平日大。

    东京的报纸不会登前线失利的消息，学校里，孩子们还在操场上做体操，老师告诉他们，前线每天都有好消息。

    开战以来，帝国的钱都变成了枪炮、油料和运兵船。

    军费占到了国家预算的七成，国债发了一回又一回。

    町内会挨家挨户地摊派，缴不上钱的，名字就贴在会所的墙上。

    人们把灯油省着点，把旧衣裳改小了穿。

    没有人抱怨。报纸上说，这是圣战，是东亚千年未有的大业。

    可前线每打一天，家里的日子就苦一分。

    一个中年主妇从米店出来，米袋子轻得压不住风。

    她的丈夫在军工厂上夜班，儿子在华北，两年没回来了。

    隔壁家的白布是上个月挂上去的，她每天路过，都要快走两步。

    街上飘着军歌，喇叭里的声音又尖又亮。

    她低着头想，这仗，到底还要打到什么时候。

    巷子口的收音机一天响到晚。

    播音员的声音又高又亮，一遍一遍说着华北的战果、帝国的决心。

    有人停下脚听两句，又低头走开。

    内阁前两天又通过了一笔临时军费。数目大得吓人，报纸上没有登，可税单先下来了。

    邮差的车子从街角拐出来，车把上挂着一只黑布包。

    这种包一出现，街上的说话声就低下去半截。

    上个月，町内会的几个人穿着黑礼服，捧着同一只黑布包进了隔壁人家的门。

    门再开的时候，里头传出来的是哭声。

    帝国的每一场胜仗，都有人收到这样的包。

    只是没有人问，也没有人敢问：下一个包，会停在哪一扇门前。

    神田的一座小神社里，一个老妇人把铜钱一枚一枚投进香资箱，嘴唇动个不停。

    她家的征兵令就压在佛龛底下。

    就在这条街走过去三个路口，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的人被请到了一间不对外的小会议室。

    这屋子原是为开御前预备会议用的，陈设多年不变：一张深棕长桌，十六把高背木椅，靠墙依次挂着天皇御影和几条早褪了色的金丝幕。

    屋里没有窗，大灯从上面打下来，每个人的脸都显得比平日更白。

    来的人不少，资深的课长、课员，还有几个专司支那事务的辅佐官。他们一进门就分坐两边。

    一边是陆军，一边是外务，海军的人夹在角落，脸色最难看。

    会议通知下得急。

    外务省的人来得最早，等得最久，火气也最大。

    起先外务省的人还压着火。

    一个外务省课长把一沓电文摔在桌上，开口就是：“谷寿夫被俘这件事，中国方面已经电告全世界。明天美国人的报纸、英国人的报纸都会出。我们外务省拿什么去跟那些记者说？说谷寿夫是假俘虏？说第六师团没被全歼？现在不是遮丑的时候了，是要陆军给个说法。陆相、海相、首相面前，总得有份说得过去的东西。”

    他话音刚落，参谋本部的一个作战课长就冷笑着接了过去：“你们外务省最会说话。去年在东京，不是你们大肆宣扬‘蝗军不可战胜’吗？现在出事了，找我们要说法。派兵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多催促？”

    外务省的人气得脸发白：“我们是文官，不指挥作战。打仗打输了，还能赖到外务省头上？”

    陆军省一个兵务课课长把手指往前一伸：“谁赖你们了？我们只问一句，谷寿夫被俘的电报，你们外务省有没有提前向中国方面求证？有没有先压一压？你们倒是发了急了，上海那边还没回话，外务省先乱了阵脚！这就是外务省的水平！”

    海军本来坐得最远，谁也不看，只低头喝茶。

    听到“这就是外务省的水平”，角落里有人轻轻笑了一声。这一声笑，把两边都点着了。

    火，终于烧到了他们头上。

    参谋本部的人朝兵务课长看了一眼，想说一句什么，到底没说。

    接着，他们先开了口：“不关海军？南京江面上的炮艇是谁的？长江沿岸的补给线是谁在护？现在出事了，就不关你们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