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抚平、对齐、缝线。

    第五天傍晚，她坐在炜家小院的板凳上，听老爷子讲那个七月十四的晚上——儿子抱着他哭得像个孩子，说爸，明天别出车。

    老爷子讲得很平淡，讲到烟袋锅的时候，停了很久。

    夏瑾的笔，在笔记本上悬了半天，一个字没写，眼圈红了。

    回上海的火车上，她开始写稿。写了一段，撕了，再写，又撕。写到第三遍，她忽然明白了该怎么开头。

    那篇报道，一个星期后登在省报第二版，整整一个版，标题是——

    《把账记在明处》。

    开头第一句：

    “上海有一家公司，记账的规矩，是从一个司机的牛皮纸信封里长出来的。”

    报道见报那天，延中的上市辅导验收材料，正好送进主管部门。

    而炜杰不知道的是，夏瑾交完稿，又去见了一个人——市纪委的周正衡。她那篇粮站调查的老关系。

    她要查的另一件事，刚刚开始：有人在向上市审核部门递延中的“黑材料”，而材料的封皮上，印着一家香港公司的徽记。

    商敬亭倒了，可他的楼里，还有没散的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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