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崔国栋第四次来县城。

    县城离大队，坐班车要三个小时，算不上远，只是想着去一次要付车费钱，回来一次要付车费钱，在县城里还要花钱。

    车费钱都够买些肉了。

    他舍不得，也不舍得。

    记忆中，崔国栋第一次来县城是五岁那年。

    爷爷出了事，他记得那会儿他刚睡醒，空中飘着雪花。戴红袖章的治安委员就带着两名民兵上门了。他们冷漠地站在门口，告诉全家人都要去县城进行审查。

    下了雪的路，能把车轮子吞下半截。他们到县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小小的崔国栋冻得小手通红，后来，爷爷没能回来。

    第二次，是弟弟病了，吃了村医的药，上吐下泻，脸色青白，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娘让他背着弟弟去县城治病。

    那会儿，他带的钱不够，就给医生磕头，磕得额头冒血。后面，旁边的过路人看不下去，帮他补了药费。

    第三次，是他和英子一起去县城办理结婚登记。

    他们本来只需要在公社登记即可，偏偏英子和他来自不同的公社，所需材料出了岔子，需要俩人去县里办理。

    他记得，那天，窗外的油菜花开得正艳，黄灿灿一大片。英子扎了两个麻花辫，车子转弯时，发梢打在他脸上，痒酥酥的。

    “崔大哥，等回村，我就是你媳妇了，到时候，你要背着我进屋。”英子那会儿很认真地看着他说，漆黑的眸子中满是澄澈。

    话一出口，她脸颊腾地漫起两片霞色，像被灶膛火燎着似的，赶紧垂下头，指甲抠着衣角，来回绞成麻花。

    “嗯，咱们再把挨着大门的那屋收拾出来，当新房。”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得很快，像是揣了只兔子。

    “崔大哥，都听你的。”她温柔地笑着。

    英子是几个哥哥姐姐养大的。她娘在她三岁的时候就没了，后面，爹也跑了。

    英子是老幺，头上还有六个哥姐。哥姐都是很朴实的人，可是也真的穷，怕英子饿死在家里，就把英子带到了他家，说虽然年纪小，但没几年年纪就合适了。

    他们不要彩礼，只求崔家给英子一口饱饭吃。

    英子就这样，在他家里长到现在。

    当年瘦巴巴的黄毛丫头，如今已抽条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还给他生下了四个孩子。

    车子忽然刹住了，司机在前面吆喝了一声：“客运站到了，下车的准备下车！”

    崔国栋这才如梦初醒，拿着包袱愣愣下车。

    站在县汽车站的台阶上，他一时有些恍惚。六年了，县城的变化不大，只是人更多了，街道更挤了。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这是他最干净体面的一件衣裳了，可是上面的补丁，还是让他抬不起头。

    他深吸一口气，迈步往前走。人群熙熙攘攘，有骑自行车的工人，有挎着菜篮子的妇女，还有几个穿喇叭裤的年轻人，嘻嘻哈哈地走过。他下意识地低头，避开那些打量的目光。

    他得找到英子。

    赵队长说了，他们应该是在县文化局……对，去县文化局！

    脚步越来越快。

    冷风钻进领子，他缩了缩脖子，看着眼前错综复杂的十字路口，有些茫然，手足无措。

    他盯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几次想伸手拦人，又缩了回来，攥着的拳头里手心溢出了一层薄汗。

    终于，他拦住一个拎着菜篮子的中年妇女：“同、同志，县文化局怎么走？”声音越说越小，最后一个字几乎含在嘴里。他下意识低头，盯着自己的解放鞋尖。

    那妇女皱眉扫了他一眼，不耐烦地摆摆手：“前面路口左拐。”说完快步走开。

    崔国栋站在原地，耳根发烫。他局促地搓了搓手，低着头快步往路口走去，心里却雀跃起来，嘴里不住地念着“前面左拐”。

    日头倾斜，已经四点了。

    冯兰英正低头赶工，忽见章琼华主任抱着一摞文件匆匆走过，连往常的巡视都省了。

    黄雪莲搁下银针，脑袋凑过来：“兰英姐，主任今儿跟踩着风火轮似的，连咱们出的错都没揪呢！”

    “专心绣你的。”冯兰英指尖翻飞，“机关单位领导们自然忙。”

    黄雪莲咂咂嘴，突然眼睛一亮：“听说今儿食堂炖了红烧肉，还跟鸡蛋炖着。换了平时，哪能吃到这些好的？今天可是好日子！”她咽了咽口水，“我听食堂门口的婶子说，还有熘肝尖。不行不行，越说越饿。”

    冯兰英被逗笑：“就你馋虫多，快干活，把手头的绣完，咱们待会儿早点去。”

    打完了饭，今天的工算是收了。冯兰英和黄雪莲说说笑笑地出了县文化局大门，往院子而去。

    只是刚出门，她脚步忽地一顿。

    一月的寒风里，崔国栋裹着单薄的旧棉袄站在门口的槐树下。袄面洗得发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