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

    “不转了。“他把卡收回来，“谢谢。“

    走出银行，他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他想起刚来广州那两年，每次从银行出来都攥着单子一分一厘地算，那时候他觉得钱是这世上最靠得住的东西。现在他明白了：钱是这世上最容易留下痕迹的东西。

    当天晚上他先打给老霍。

    手机听筒传来：“你所拨打的号码已关机“。他又打了一遍，还是关机。他把手机揣回兜里，走了半条街，又拿出来打了一次——这一次通了，响了七八声才接。

    “谁。“

    “霍叔，是我，梁博。“

    那头静了两秒。

    “嗯。“老霍说，“前两天我去说了两天话。“

    “说什么？“

    “什么都不说。“老霍的声音哑得厉害，“问了就答不知道；问了就答不记得。他们让我写了个东西，我写的都是别人的车、别人的账。阿博，我这辈子之前从来没进过那种屋子。“

    “霍叔……“

    “你别打给我了。“老霍打断他，“我今年五十几岁了，我还想正正经经给人换个轮胎过日子。你的事我帮不上，你也别把我拉进来。“

    电话断得很快。他握着手机站在街边，看见一辆公交车靠站、开门、关门、开走，车上的人在灯下面一个挨一个，谁也不看谁。

    第二天他打给程先生。

    这一次接得很快，那头很安静。

    “程先生。“

    “嗯。“

    “我想跟您说清楚，我不打算再跑了。“

    “你不跑，是你自己的决定。“程先生的声音还是那样平，“我这边的事我自己会处理。“

    “你上次说要出去一趟，回来了吗。“

    “回来了。“

    “程先生，“梁博把话问出口，“你是不是要走。“

    那头沉默了几秒。

    “我走不走，跟你没关系。“程先生说，“阿博，我做这一行二十几年，见过很多人。想走的人，最后都走不掉；走掉的人，都是从来没说要走的。“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们这一行讲的是共担风险。“程先生的语气没有变，“你想走，那你前面那些事，就全落在留下来的人身上。你说他们会怎样看你。“

    梁博握着手机，觉得手心很凉。

    “那我们算什么。“他问。

    “算认识。“程先生说，“认识这两个字，比你想的值钱，也比你想的不值钱。“

    那天晚上梁博回到公寓，他坐在阳台上的露营椅上，看着远处的城市夜景，把两年多的事从头到尾排了一遍。

    第一次是豹哥那台车：天亮前拖来的，车架断过、车架号是后补的；他认了，赔了六万，换回一句“以后有事找我“。第二次是在一个仓库门口，他替程先生办过一件事——那件事至今没有说法，可他心里清楚，那是记在别人账上的一笔债。第三次是八月，在财叔的茶馆里他点了头；那天他以为那是“最后一票“，是最干净的一刀两断。第四次是今年五月，在香港那条靠海的山路上他撞了护栏，过后托人给场边递了话，把事情压了下去。

    他数到第四笔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已经算不清哪一笔欠的是谁的。

    钱早就清了，债却没有清。他一直以为“债“是账上的数字。谁能想到真正的债是那种东西：一张纸上的名字、一个说得清却推不掉的人情、一句“以后有事找我“。

    那一晚他没有睡。他看着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暗下去，最后只剩两盏。他想起老杨说过的三句话——车摆回家里、钥匙放下、人回去吃饭。他一样都没做到。

    第二天上午，他去了车间。

    客户的车两天前就修完了。他把那台灰色捷达从举升机上放下来，蹲在车头前面看了很久。这台车是他两年前花一万八买的，漆面有几处被人蹭过的白印。他忽然想：如果把改过的件全换回来、把牌照卸了，它还是一台很普通的旧车。可他卸不掉自己的名字——车在他名下，动过的手在他自己手上。

    然后他把工具一样一样收进工具箱：套筒按大小排进托盘，扳手用布擦过一道，扭力扳手归零，塞尺夹回皮套——都是老杨教的规矩，工具用完了要回家，回家之前要干净。他做这一套动作时手很稳，稳得像刚学艺那年。

    收到最后，他把那包油纸拿出来，掂了掂。他把那块巴掌大的钢板在手里翻了几个来回——边缘那道细裂口，像一根写了一半的线。

    那不是证据。钢板不会说话，照片也不会说话，它们只是他自己给自己留下的一段账。当年他把它们锁进工具箱，是想有一天能拿它保命；现在他才明白，他保不住的不是命，是那双“能算清楚“的眼睛——这一回，他真的算不出那笔账欠了谁、欠了多少。

    他把油纸重新包好，放回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