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完这些，他们就把话头转回车上去了，好像那包东西从来不是重点。

    回号房的路上他一直在想这件事：那块钢板他留了一年多，一直以为总有一天能拿它换一条命。结果到了这个地方，它只换来半页纸和几个问句。

    第一次会见律师是在第九天。

    律师是母亲托老家一个远房亲戚辗转找到的。她在广州谁也不认识，只认得邮局和车站；有人跟她说“出这种事要请律师“，她就在车站旁边的旅社里，拿着一本电话簿，一个一个地打。

    会见室不大，中间一张长桌，两边各一排椅子，管教站在门边看着。律师姓周，三十出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说话很快，桌上摊着一叠纸。

    “你的事我看了。“周律师说，“你的案子已经立了，现在还在侦查阶段，按危险驾驶这条线在办。你名下的车，还有那个车间里的东西，都已经扣了。“

    “车也扣了？“

    “扣了。车在你名下，是物证之一。“周律师翻了一页，“另外，你车间里的改装件、工具箱、几个硬盘，都在清单上。“

    梁博听到“工具箱“三个字，手在膝盖上动了一下。那只箱子跟了他两年多：最上面一层是套筒和扳手，最下面那一层是钢板和照片，中间夹着他自己磨的专用扳手、老杨写的一张调气门间隙的纸，还有那台笔记本的旧备份盘。他这两年多所有的手艺，全在那只箱子里。

    现在那只箱子在一张清单上：编号、重量、封条。

    “卷我能看到吗？“

    “看不到。“周律师说得很干脆，“侦查阶段，律师没有阅卷权。我现在能做的就三件事——会见、申请取保、跟办案单位沟通。“

    “我这个事，会怎么样。“

    “要看几件事。“周律师把笔拿起来，“第一，你参与多少次、涉及哪些车、拿了多少钱；第二，你有没有前科；第三，你认不认罪、退不退赔。“

    “我认我做过的。“

    “认罪是个态度，不是一句话。“周律师说，“还有一条叫认罪认罚，可以争取从宽。另外一件更要紧的——你这个情况可以申请取保候审：我先替你问清罪名，再让家里准备保证人。保证人要有固定住处、有固定收入，跟这个案子没有牵连；批下来以后，保证书要在办案机关当面签。“

    “能到什么程度？“

    周律师没有马上答。他看了看梁博，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我在这个行当做了六年，见过很多人第一次进来就问''能判多少''。我现在跟你说实话——现在谁都答不了你。案子还在走，证据还在核，最后是人在判。你要是想听个数，我可以编一个给你，可那对你没有用。“

    “那我现在能做什么。“

    “把该说的事一条一条写清楚，退赔的钱先准备着，人别乱说话。“周律师把纸收起来，“还有一句——别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

    会见结束以后，他被带回号房。

    他在铺上坐了很久，然后做了一件他自己都觉得荒唐的事：他开始在心里列表。

    这是他这两年多最常用的办法。以前他算一台车，会把所有能想到的东西列成一张表——声源、间隙、磨损、误差、温度；每一项给一个数，加权，排出一个先后。这一次他把表列给自己看：参与改装的次数、涉及的车辆、收的钱、参与的场次、有没有组织别人、有没有从中分成、认不认罪、退赔多少、有没有人担保、社会危害大不大。

    他一项一项往下填。填到第五项的时候，他停下来。

    他忽然发现一件事：这张表里每一项都要有“系数“，而系数是别人的。同样一个“参与次数“，从一个人嘴里说出来是“情节较轻“，从另一个人嘴里说出来就是“多次参与“；同样一个“认罪“，有的人认了算态度好，有的人认了叫避重就轻。

    他一辈子的本事，是把不确定的东西算出确定。可这张表里每一行的分子分母都是人，连一个固定的数都没有。

    他把表在心里推了两遍，什么都推不出来。

    那天晚上熄灯以后，他躺在铺上，听着隔壁铺那个人的磨牙声。

    他想起站在警车的灯里时，心里那种“终于有人把话说出来了“的安静。那份安静现在没有了。等待才是最磨人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会在这种地方待几天，也不知道有一天判决下来的时候，他会被写成什么样的人。

    躺在铺上他又想了一会儿那台车。车上的每一样东西他都记得：副驾座椅上那道裂口、后备箱里那块旧脚垫、手套箱里一把小螺丝刀，还有后视镜上系着一个褪了色的红绳结——那是母亲托人捎来的，让他在车上挂着，“图个平安“。他一直没摘。

    他不知道那根红绳现在在哪儿。

    他唯一能确定的一件事是：那台灰色捷达不在了。它被扣在一处他看不见的地方，车里还留着他的一只旧手套、半瓶水，和一张过期的停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