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克莱蒙、宝洁、联合利华，这些品牌占据了绝大部分货架。欧洲品牌进来得都不多，更不用说亚洲品牌了。”

    他翻开面前的文件夹，语气客气但内容很直接：“而且现在的形势比较特殊。美国刚刚经历了一轮大通胀，沃尔克主席用了那么激进的利率政策才把通胀压下来。很多人丢了工作，很多工厂关门。民众的情绪需要一个出口。现在美国社会对日本产品的抵触情绪很强，汽车行业的事，我想你也知道的。”

    高田的表情越发凝重，哈里斯继续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力推广一款日本品牌的洗化产品，竞争对手很容易拿这个做文章。不是我们不想跟高田合作，是时机不对。”

    陈秀珠坐在高田旁边，她想起上辈子读过的那些关于80年代初美日贸易摩擦的资料。

    底特律的汽车工人砸烂日本车，电视新闻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日本汽车在港口堆积如山的画面。美国人把失业、通胀、工厂倒闭，全部归结为“日本制造”的冲击。

    凯马特不给面子，原因在这里。

    高田刚要开口，陈秀珠侧过头，跟高田说了一句：“高田先生，您打算卖到美国的货品是我们上海合资厂出品的货品，对吗？”

    上海合资厂的产品，是顺带的，高田健一雄心勃勃，想要高田的全系列产品进入美国。他看着陈秀珠，看到她眼里含着的笑意，他点头：“是的。”

    陈秀珠点了点头，转向哈里斯，用英语说：“哈里斯先生，我想确认一个细节。”

    哈里斯看着她：“请说。”

    “高田计划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上海合资工厂生产。工厂在中国，工人在中国，核心原材料来自于日本、东南亚和德国，非核心的填充材料来自中国。高田品牌是日本的，但产品本身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制造’。”

    哈里斯看着她：“你的意思是？”

    陈秀珠继续说：“美国民众反感的是日本汽车冲击了底特律的工厂。但我们的产品跟底特律没有任何竞争关系。克莱蒙、宝洁、联合利华在欧美有工厂，我们不会去动他们的北美产能。我们只是用中国的人工和中国的工厂，生产符合高田品质标准的产品，然后贴上高田的牌子卖。”

    她停了一下，看着哈里斯：“而且，高田上海合资厂生产的每一包洗衣粉，每一块洗衣皂，只要卖出去，就有一分钱会留出来，捐给中国云南那些贫困山区的小学，帮助那里的孩子走出大山。”

    哈里斯靠回椅背，笑看着她。

    陈秀珠转向高田健一：“在高田先生的支持下，我们工厂跟云南的几所乡村小学建立了联系。每一件产品出厂，厂里就划出一笔小额资金，定向捐助给那些学校。用来修校舍、添置课本和文具，还有洗漱洗涤用品。从去年年中高田日化上海合资工厂投产，已经定向捐助了八万七千二百七十三块人民币。”

    哈里斯颇有兴趣地问：“陈小姐，你说八万七千多块。这笔钱在上海能做什么？”

    陈秀珠说：“上海不算富裕，但是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不缺这点钱。这些钱放在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的山沟里，它翻建了两所小学，修了一条进村的路，免了一百多个孩子一整年的学杂费，还替那里的代课老师发了一年的工资。”

    “西双版纳，”陈秀珠继续说，“山很高，路很窄。一到雨季，泥巴没到脚踝，孩子们上学要走两个多小时。校舍是六七十年代盖的，土墙，茅草顶，下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我第一次看到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孩子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衣服是干净的，走到学校，已经全是泥了。”

    “你是怎么会想到捐赠小学的？”哈里斯问。

    “我丈夫以前在西双版纳支援，将近十年。有一年林场起了山火，他冲进去救了五个人。前年过年的时候，当年被他救的人给我们寄来了一包土特产，还有几张照片。”

    她从随身的手提包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抽出一张照片，隔着桌子推了过去。

    哈里斯接过来，低头看了一眼，照片里是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站在一间破败的校舍前，身后的墙是土黄色的，上面贴着褪了色的标语，窗户没有玻璃，钉着塑料布。男孩穿着明显偏大的衣服，袖口挽了好几道，手里举着一张奖状，冲着镜头笑。

    哈里斯看了几秒钟，把照片递给旁边戴金丝眼镜的男人。

    陈秀珠从信封里拿出另外一张照片：“当时高田日化和上海日化合资了，高田这个牌子要打开中国市场。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双赢的机会，我们捐赠这些小学，也拍了一个广告片：孩子们蹲在溪边把自己的衣服搓得干干净净，洗完之后孩子们举着衣服对着镜头笑。一边做品牌宣传，一边实实在在帮扶山里的孩子，政府看了认可，普通老百姓看了心生好感，美誉度自然而然就起来了。”

    哈里斯看着手里的照片，旁边的金丝眼镜男人也凑过来看了一眼，然后坐回去。

    陈秀珠笑：“哈里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