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砍刀、一顶旧草帽、一串晒干的红辣椒，辣椒皮已经发黑，看得出挂了很多年。

    一行人鱼贯而入，竹楼的地板是竹片铺的，踩上去软中带硬，偶尔有一两片翘起来，绊一下脚。哈里斯弯腰进门，头差点撞到门框，阿妈回头看了他一眼，伸手在他头顶比了比，笑了一下，说了句什么。王冬生翻译：“阿妈说你长得高，要低头。”

    哈里斯笑了一下，低头钻进屋里，选了一条靠墙的竹凳坐下。其他人也陆续坐下来，终于能喘口气了。

    王冬生刚坐定，门口就热闹起来了。

    几个邻居听见动静，都跑过来看。先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端着一只搪瓷盆进来，盆里装着几个洗好的茶杯。后面又跟来一个年轻媳妇，手里抱着一摞碗，碗沿有磕碰的缺口，但洗得干干净净。再后面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汉，拎着一把铜壶，架在火塘上烧起了水。

    几个人蹲在门口，把茶杯和碗一个接一个地洗了一遍。那个年轻媳妇从水缸里舀水，洗一个递一个，洗碗码在矮桌上。阿妈从灶间端出一撮茶叶，放在一只粗陶碗里，转身从火塘上取下铜壶，往碗里注了热水。茶叶在碗里翻了个滚，舒展开来，一股清香慢慢散开，不浓，但很清。

    阿妈端着茶碗，走到哈里斯面前，双手递过去。哈里斯站起来，弯下腰双手接了，用刚学会的中文说了句：“谢谢。”阿妈听不懂，但看他那个样子，笑了起来，指了指他的凳子，示意他坐下。

    茶碗在矮桌上一字排开，每人面前放了一个。有的搪瓷杯上印着红双喜，有的印着牡丹花，有的是光面白瓷，都是各家凑出来的。

    王冬生把带来的东西分下去，几包饼干、几罐午餐肉、几袋水果糖，都是出发前在上海买的。

    阿妈接过去，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转身把东西分给门口那些探头探脑的孩子，一人手里塞了两块饼干，孩子们接了就跑，跑到楼梯口又回头笑。

    哈里斯坐在竹凳上，端着那杯还冒着热气的茶，视线越过杯沿，环顾了一圈这间竹楼。他喝了一口茶，放下杯子，说了一句：“陈小姐，这里的贫困超出我的想象。”

    陈秀珠坐在他对面，手里端着搪瓷杯：“哈里斯先生，这就有故事可以讲了。”

    哈里斯看着她。

    陈秀珠把杯子放在矮桌上：“上海曾经是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的工业基础非常深厚，从纺织到机械到日化，什么都造过。所以你们在上海看到的那些工厂，高田合资厂也好，克莱蒙合资厂也好，国营日化厂、制皂厂、牙膏厂也好，它们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们背后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那个体系可能不算全世界最先进的，但是绝对不算差。所以上海能做出好产品。这是我想让你们带回去的第一个印象。”

    她顿了一下，目光从哈里斯脸上移到那个戴耳机的记者身上，又移到营销团队几个年轻人身上：“然后你们坐了两天的车，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到了这里。你们看到了什么？你们看到了一个和上海完全不同的中国。这两个中国都是真实的。中国很大，贫富分化也很大。上海有高田合资厂这样现代化的研发中心和工厂，有外资在投资；但万里之遥的这里，还有人连一条长裤都穿不上。”

    记者低下头，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

    陈秀珠接着说：“你们沃尔玛要帮助中国贫困山区的人，怎么帮？不是捐一笔钱，钱花完就没了。是持续不断地通过买中国的产品，让中国的工厂有订单，让工厂的工人有工资。但在中国的企业，不是每一个都愿意主动做公益。沃尔玛不需要为这个公益掏一分钱。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下单。从中国工厂采购产品，放到美国的货架上，正常销售，正常赚取利润。然后在这个产品的供应链里，安排一个固定的比例，比如每卖出一件产品，从中国工厂的利润里划出几分钱，定向投到西双版纳这些山区。”

    哈里斯看着她：“工厂的利润？”

    “对。”陈秀珠说，“不是沃尔玛的利润。是工厂的。高田日化上海合资厂去年就是这么做的。每一包高田洗衣粉出厂，厂里就划出一分钱。这笔钱不从沃尔玛的采购价里扣，不影响你们的毛利率。工厂自己承担。但这笔钱以沃尔玛和高田联合公益的名义捐出去，沃尔玛和高田是倡导者，带着一群工厂去做，公众看到的，是沃尔玛在推动这件事。”

    “倡导者？有规模地做。”

    “没错，我来看看好处。”陈秀珠说，“第一，品牌形象。美国消费者看到一个零售巨头在中国做公益，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这是非常正面的形象。第二，供应链粘性。工厂愿意从利润里拿出一部分做公益，是因为有稳定的订单。订单从哪来？从沃尔玛来。这个循环一旦建立起来，工厂离不开沃尔玛，沃尔玛也离不开工厂。第三，先发优势。如果沃尔玛是第一家在中国做系统性，规模性做公益的零售商，这个故事可以讲很久，力度也比仅仅高田日化上海工厂做公益来得大。”

    陈秀珠站了起来，站在竹楼里，看着连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