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良久……

    大家的目光都看向安全部门的张副司长。

    张副司长坚定地摇了摇头：“我们不是克格勃，也不是中情局，这种事我们不敢做，也不能做。”

    刘副司长没有接话。

    包司长也没有接话。

    赵锐低头看着自己面前的笔记本，钢笔的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大约一厘米的位置，没有落下。

    会议室里又安静了大约十秒钟。

    “这种事”到底指的是什么，没有人说出口。

    绑架、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生命威胁。以家人、妻子、朋友的安全作为筹码，逼迫一个人交出他不想交的东西。

    这些手段在历史上存在过，在别的国家目前还存在着，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景下，它们被合法化、被制度化、被常态化过。

    但在当下的体系里，没有人敢碰那根线。

    碰了那根线的人，没有一个能全身而退，做这件事不需要法律依据，不需要程序正义，不需要任何可以被归档的文件。

    它只需要一个执行者和一个机会。

    一旦走上这条路，意味着这个决定将永远无法被写入任何一份正式文件，意味着如果出了任何差错，执行者和决策者都将独自承担后果，没有任何一条制度可以为他提供庇护。

    那扇门一旦被推开，就不再是政策推演，而是你死我活的黑暗博弈。

    张副司长沉默了一会儿，开口换了一个方向：“那就只剩一条路了。”

    所有人看向他。

    “等。”

    “等什么？”包司长问。

    “等他松口，或者等他犯错。”张副司长说，“他现在是百亿富翁，事业上升期，精力旺盛，身边围绕着一群人。但这种状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人会老，会病，会判断失误。会犯法，会离婚，会破产。会突然想通，想把东西卖掉。会突然厌倦，想彻底离开。等他进入那种状态，我们就可以跟他谈了。”

    赵锐接话：“他现在三十出头。这个等，可能需要四十年。”

    张副司长看了他一眼：“四十年就四十年，四十年后，他七十岁。一个人到了七十岁，要么想把东西留给后人，要么想把东西带进棺材。无论哪一种，我们都能跟他谈。”

    “如果他选择了后者呢？”

    “如果他带进棺材，”张副司长的语气没有变化，“那我们就成了看着一项技术被带进棺材的见证者。”

    会议室里没有人再接话。

    包司长合上面前的文件：“今天就到这儿吧。”

    几个人陆续站起来，椅子挪动的声音响了一阵。

    刘副司长拿起文件往外走，张副司长跟在他后面，两人在走廊里没有交谈。

    姜涛是最后一个合上记录本的。

    他没有立刻站起来，而是坐在原位，把自己那几页潦草的记录又看了一遍。当他看到页面上一行的空白处——刘副司长说话时他停笔的位置——他没有补上任何字。

    他合上笔记本，放进公文包，拉好拉链，然后站起来，跟着其他人一起走出会议室。

    走廊里有人在交谈，声音很轻，他没有听清内容，他走到楼梯口时已经只剩下他一个人，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发出清晰的回响。

    他走出大楼，站在台阶上，风吹在脸上，四月的京城，还是有些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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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开飞第一次认真想这个问题，是在二厂二期的工地上。

    那天下午没什么事，他绕了一圈，站在那栋还没封顶的厂房框架底下。混凝土柱子刚浇完不久，模板还没拆，钢筋头露在外面，被太阳晒得发烫。

    几个工人蹲在二层楼板上抽烟，一个烟头扔下来，刚好落到他的脚边。

    他抬头看了一眼，想骂人，想想又觉得没必要，摇摇头就走开了。

    走着走着，就冒出了关于身后事的想法。

    三十一岁，他本来不该想这种问题。

    他爸是不到五十走的，走得太早，但至少不是暴毙。

    医院里躺了几个月，把该说的话说完了。

    他爸走的时候，他十八岁，站在病床边上，他爸握着他的手，说的最后一句是“得生个儿子，周家四代单传”，然后就走了。

    他爸那时候是知道自己要走的，一个知道自己要走的人，至少还有机会交代点什么。

    可如果他哪天突然没了呢？

    开车的时候对面来一辆失控的大货车，走在路上被什么东西从楼上砸下来，去外地出差的酒店里半夜起火，或者任何他想都想不到的事。

    这些东西跟年龄无关。

    他查过，他爸的肝癌是有遗传可能的，如果他也有那个基因，他剩的时间就比大多数人少得多。

    他跟唐晓雨提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