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在两天后送到更高级别领导办公桌上的。

    秘书把文件放在桌上，蓝色封皮，左上角印着“机密”二字。领导放下手里的笔，翻开封面，先看了摘要页。

    产业司的意见：周开飞掌握的技术可能对高端制造的材料基础产生系统性影响，建议在合法合规前提下，探索获取技术信息的可行路径。

    安全司的意见：周开飞的行为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安全部门无权介入商业技术领域。如需突破现行法律框架，须获得更高级别授权。

    两份意见附在同一个卷宗里，结论指向相反的方向。

    领导把报告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包括邱平和提交的原始记录，包括张副司长对周开飞的人格分析，包括陈副司长提出的三种替代路径及其被驳回的记录。

    全部看完之后，他把报告合上，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产业司说的是对的——如果周开飞手里的东西真如邱平和判断的那样，能改写合金钢体系的技术路径，那就是国家战略资源，不能放任它留在私人手里凭运气发展。

    安全司说的也是对的——法律就是法律，安全部门的职能边界不能因为一个诱人的目标就被模糊。今天能为了一项技术破例，明天就能为另一项技术破例，规矩一旦开了口子，就不再是规矩了。

    两个都对。

    但政策不能停留在“两个都对”的状态。

    领导重新翻开报告，拿起笔，在末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批示。

    请认真研判主动接触可能带来的风险。

    他写完之后，把笔帽盖上，将报告递给秘书：“发回产业司和安全司，让他们按这个方向重新拟一份联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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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司和安全司又连夜开了一个会。

    人到齐之后，包司长先把领导的批示念了一遍，然后才开始发言，“领导的意思很明确，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接触，而是研判风险。”

    陈副司长翻开笔记本：“我下午列了一份风险清单，初步分了三个层面。第一层是技术流失风险——如果我们主动接触，周开飞察觉到组织的意图，他可能会采取更严密的保护措施，甚至直接中断与邱平和的学术往来。

    第二层是企业外迁风险——周开飞目前的资产和业务都在境内，但如果他认为自己的技术安全受到威胁，不排除他会考虑在境外设立研发分支。

    第三层是人才流失风险——如果他感觉到不安全，他本人可能会有出境的打算。”

    “第三条已经被堵住了。”张副司长说，“他现在的出入境状态是受限的，理由是涉及重大商业秘密纠纷调查，这个理由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能持续多久？”包司长问。

    “理论上可以无限期延长。”张副司长说，“但只能用一次。”

    “一次？”

    “只要他发现自己被限制出境，他就会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他的财力，请个好律师不难。”

    “不只是律师。”张副司长说，“他可以在媒体上发声，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施压。而我们限制他的法律依据非常单薄。”

    “怎么说？”

    “他的知识不来自国家的任何一个实验室，完全属于他个人。”

    陈副司长插了一句：“但他确实掌握了这项技术。”

    “他可以否认。”张副司长说，“没有论文，没有专利，没有任何公开发表的记录能证明他手里有东西。所有东西都藏在他的大脑里。他完全可以不承认。”

    包司长说：“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而且时间窗口很短。”张副司长说，“从他发现自己被限制，到他成功解除限制，中间的间隔不会太长。”

    包司长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这个问题，这个方向再探讨下去，又触碰了大家都不愿意提及的那些禁忌手段。

    会议室安静了一会儿。

    陈副司长打破了沉默：“其实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风险有多少种，而在于——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些风险？我们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我们又有什么筹码可以给他？”

    没有人接话。

    包司长叹了一口气：“我们什么都给不了他。”

    “钱？”他自问自答，“他不缺钱。他的车刀片业务月营收一亿多，利润高得离谱。账上趴着四个多亿的现金。整个江城，没有任何一家制造业企业的现金流比他更健康。”

    “政策？”他又摇了摇头，“他的产品供不应求，客户排队等着提货。他不需要税收优惠，不需要用地指标，不需要贷款额度。他甚至不需要政府帮他推广——他的客户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荣誉？”他继续说，“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这种方向上的需求。”

    这时候张副司长冷冷地补了几句：“根据他和邱教授的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