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路一栋老洋房里，木楼梯咯吱响，像随时会断。

    接待我的是个老阿姨，头发烫成小卷，胸前别着党徽。

    她听完我的情况，啪地合上文件夹：“小伙子，法律不是儿戏，母亲健在，不能随意剥夺监护权。”

    我急了：“可她把孩子丢在老家三年没管！”

    老阿姨推眼镜：“证据呢？”

    我愣住。

    老阿姨叹气：“先去派出所开亲属关系证明，再去妇联开失联证明，再去学校开孩子实际抚养人证明，三证齐全再来。”

    雨下得天地混沌。

    我牵着双胞胎，像牵着两艘小船。

    我们没伞，雨水顺着领口灌进去，冰凉。

    阿宝忽然说：“舅舅，我想拉屎。”

    我左右张望，看见马路对面有个公共厕所，门口排队十几米。

    我咬牙，带他们冲进雨里。

    厕所里湿冷，灯泡一闪一闪，像恐怖片。

    阿宝蹲坑，阿贝站在门口，眼睛红红的：“舅舅，我是不是拖累你？”

    我蹲下来，用袖子给他擦鼻涕：“你不是拖累，是舅舅的债主。”

    阿贝眨眼：“债主不是坏人吗？”

    我笑：“对，你们是我这辈子最甜蜜的债主。”

    中午，雨小了些。

    我们坐在人民广场地下通道，啃阿根给的锅魁。

    通道里流浪歌手在唱《十年》，声音沙哑。

    阿宝跟着哼：“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

    我鼻子一酸。

    十年之后，他们18岁，我36岁，刚好是我上一世猝死的年纪。

    我把最后一口锅魁塞进阿贝嘴里：“走，去图书馆。”

    浦东图书馆新馆刚落成，玻璃幕墙像一面巨大的镜子，照出我们三个落汤鸡。

    沈婧在门口等我们，手里拿三条毛巾。

    “怎么不打伞？”她皱眉。

    “伞借人了。”我讪笑。

    她没多问，带我们去洗手间擦头发。

    图书馆暖气很足，双胞胎很快活，在儿童阅览区看绘本。

    沈婧把我拉到角落，递给我一杯速溶咖啡：“我帮你问了社工系老师，监护公证可以走‘未成年人保护个案’，但要街道、学校、医院三方联合会签，至少两周。”

    我苦笑：“我两周跑不下来。”

    沈婧压低声音：“老师愿意做专家辅助人，条件是——你得配合我们做一次深度访谈，关于低保家庭儿童成长困境。”

    我抬头，看见她眼睛亮亮的，像雨后的路灯。

    我点头：“成交。”

    雨下到第三天，棚桥弄口积水齐膝。

    居委会发了通知：

    “梅雨季积水严重，请居民将贵重物品搬至高处，防止漏电。”

    我把双胞胎抱上桌子，自己蹚水去搬煤球。

    煤球遇水即化，黑水漫过脚踝，像墨汁。

    阿根在楼上喊：“小司，阿拉阁楼空着，先搬上来！”

    我抬头，看见他光着膀子，胸口纹着一条歪歪扭扭的龙。

    我道谢，一趟趟搬煤球，搬到第十趟，脚底一滑，整个人扑进水里，满嘴黑泥。

    阿根把我拎起来：“为几只煤球拼命，值伐？”

    我吐出一口黑水：“值，它们能换钱。”

    雨停那天，太阳像迟到的小学生，猛地跳出来。

    棚桥弄口的水退得很快，留下一地垃圾。

    双胞胎在积水里捡蜗牛，笑声清脆。

    我站在屋檐下，看邻居们把泡湿的家具搬到太阳底下晒。

    每个人的脸都像晒蔫的菜叶，只有眼睛亮——

    那是劫后余生的庆幸，也是对下一次暴雨的恐惧。

    晚上，我摊开那张公证清单，用红笔划掉已办项：

    亲属关系证明（派出所）

    学校实际抚养人证明（借读小学同意接收函）

    妇联失联证明（需嫂子原籍妇联盖章）

    街道三方会签（需等老师排期）

    监护公证（需登报 60 天）

    我盯着最后两项，头疼。

    沈婧发来短信：“老师周三有空，老西门街道会议室，上午九点。”

    我回：“收到。”

    周三，天晴。

    我起了个大早，给双胞胎换上干净衣服，带他们去老西门街道。

    会议室里，老师、街道妇联、居委会、学校教导主任坐了一圈，像三堂会审。

    老师先开口：“我们社工系的原则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司先生作为事实监护人，需要保证孩子在上海有稳定住所、稳定收入。”

    我拿出沈婧帮我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