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明在修车厂的院子里，眯着眼睛晒太阳。

    正午的日头晒得人眼皮发沉，安明把藤椅往后仰了仰，后脑勺搁在椅背上，两条腿伸直了搭在一个倒扣的木箱上。

    可他的眼睛没全闭上，留了一条缝，那条缝的视线越过院墙的豁口，正对着半条街外正金银行楼顶的那根旗杆。

    膏药旗在风里哗啦啦地响，白底红圈，远远看过去像谁拿血在孝布上盖了个戳。

    安明就这么看了半个钟头。

    院子里苍蝇围着他嗡嗡飞，正准备换个姿势，旗杆顶上那个红圈忽然往下坠了。

    膏药旗先是一头栽下来，在半空中被风兜住，呼啦一下展开，然后打着旋儿往下飘，像一片烧了一半的纸钱。

    安明从藤椅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浑身的骨节噼里啪啦地响了一串，跟放小鞭似的。

    “好舒服的太阳。”

    他眯着眼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墙根下自己那把藤椅，“我要是老了，就在墙根下或者晒谷场的草垛里放个藤椅天天晒。”

    他活动了一下脖子，又说：“可惜，我可能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这话说出来的时候语气很平，自言自语没有任何语气和情绪在其中。

    安明走到铁门跟前，把门闩抽开，两扇铁门往外推开，然后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半截砖头，把右边那扇门抵住，又拿铁丝在左边门把手上缠了两圈，系在墙根的钉子上。

    他拽了拽，试了试松紧，门不会回弹了。昨天来的时候这门突然弹回来，差点把他后视镜刮掉，今天不能再犯这个毛病。

    铁门敞着，安明绕着卡车走了一圈，抬脚踹了踹左前轮。他拉开车门跳上驾驶座。

    钥匙插进点火孔，他拧了半圈，脚下油门轻轻一点，轰的一声，排气管喷出一团青烟，卡车瞬间点火成功。

    安明把阻风门推回去，让发动机自己稳了稳怠速。

    驾驶室里的铁皮被晒得烫手，仪表盘上的玻璃反着白光，他拿袖子擦了擦额头，从口袋里摸出半包压扁了的老刀牌香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点燃。

    然后摸了摸放在副驾上装好的冲锋枪。

    安明叼着烟，左脚踩下离合，右手把挡杆推进一挡。卡车缓缓从院子里拱出来，车头拐上街面的时候，他往左打了半把方向，对准了十字路口。

    后视镜里，修车厂的铁门敞着，院子里空荡荡的藤椅还在晃……

    李再浩从窗帘缝隙里盯着银行楼顶那根旗杆。

    旗子往下掉的时候，李再浩看见那片红白相间的布在风里翻了个个儿。

    他把窗帘一扯，整面布帘掉在地上，阳光“哗”地涌进来，照得满屋子的灰尘在阳光中飞扬。

    阁楼中间架着一挺轻机枪，枪身用两张桌子拼起来的板子垫着，枪口从窗台下面伸出去，正对着街面。

    李再浩蹲到机枪后面，双手握住枪柄，右手一拉枪栓，“咔哒”一声脆响，子弹顶上了膛。

    阳光从窗户灌进来，正好打在他后脑勺上，在脖子和肩膀的轮廓上镀了一圈毛茸茸的光边。

    李再浩歪了歪脑袋，觉得有点刺眼，往旁边挪了挪，光圈也跟着挪了挪，还是照着他。

    “这个时候，”他嘟囔着，把肩膀抵在枪柄上，腮帮子贴住枪托，“我是不是该说些什么？”

    阁楼里没人接话。就他一个。

    他想了一会儿。

    等会儿死的时候，要不要喊一句“朝鲜独立万岁”？

    他是个闷葫芦，只想做事。喊口号会让他觉得羞耻……

    李再浩把脸贴回枪托，准星对着十字路口。

    “还是喊一下吧。”他自言自语，“小刘姑娘说得对，得让敌人知道，还有很多人是爱着自己的祖国母亲的。”

    他想起自己在抗联待过的那半年，同志们每天吃糠咽菜在冰雪中打游击，可是士气高昂。

    那里的同志们喜欢在困难中唱歌，朗诵，喊口号。可是一样很坚强很勇敢。

    他记得那个牺牲在日本人机枪下的卫生员刘美丽，那个在他脚被冻伤后，亲自给他包裹换药的开朗姑娘。

    她就喜欢唱歌和朗诵，并且开导他，要把自己的感受大声喊出来，告诉这个世界自己来过。

    刘美丽，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的真名，还是因为长的漂亮，大家给他起的外号……

    方大柱把自行车靠在弄堂口的砖墙上，单脚撑地，扭头看向街对面。

    他看见那面膏药旗从银行楼顶掉下来了，在风里翻着跟头往下落。方大柱盯着那个红圈，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崔寡妇的月事布。”

    他给膏药旗起的这个外号，每次说起这件童年往事，总会惹得同志们大笑。

    也不知道崔寡妇是不是还活着，几年前听说她的田被日本人占了，有人说她去了满洲，也有人说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