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的工作在勉强的进行下去，李福军在的大排档却是倒闭了，据说是因为要拆迁了。

    他无处可去，就找了一个码头当力工，有时候会通宵装件，于是他也过上了跟楼桂芬一样天天加班的工作。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虽然辛苦，但工资确实是高了不少，每个月有六百块，除了工资以外，他对什么都不满意。

    人过得太苦的时候，总会要找点什么发泄一下，于是他又拿起了许久没有碰的酒瓶子。

    虎门港旁边有条街，那边有家烧烤摊子会开到很晚，几个工人的啤酒瓶叮铃哐啷的碰做一堆，他们里面大都是四川、湖南、江西来的，都是家里穷的没法子了才选择背井离乡南下打工。

    绳子镶嵌在他的脊背里，整个船舶挂在他的身上。满脸涨红，额头上青筋暴起，干瘦黝黑的皮肤暴晒在烈日之下，后槽牙被咬了又咬。

    四面八方响起喊号子的声音，各种口音、各种腔调，听得他心里很烦。

    可能是因为蛇头又扣了他的工资，也可能是因为睡觉工棚太热，他觉得受不了现在的生活又逃不开，于是他找了些新的乐子。

    喝酒已经满足不了他了，他便跟工友们去寻找一些新的“人生巅峰”。

    白天的劲儿使在了码头上，晚上就没劲儿可以使了，他又羞又恼，想着总要有一个能起来的，于是抄着手给了身边的小妹两巴掌。

    那小妹也不是好欺负的，叫来了自己的妈妈，那老妈妈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一抬手就叫了两个壮汉把李福军拷了起来。

    于是他窝窝囊囊的大出血了一回，被逼着给了小妹五十块钱的医疗费，又给了两个大汉一百五十块钱的“安置费”。

    老妈妈吊着眉毛斜睨着他，见他的模样也榨不出更多的钱了，于是转身抽走了大汉手里的钱，又拿了几张小妹手里的几张毛票，走了。

    李福军佝偻、颤抖着的走出了那间粉红色的小屋，手里剩了三块钱，吃点儿什么呢？

    看着隐隐发亮的天，他点了一份斋肠，心里既庆幸又不忿，庆幸的是他没有被多为难，不忿的是他平时可以吃加底的猪红肠粉，现在只能吃淋了点儿酱油的白米皮子。

    白米皮子对饿死鬼来说也是香的，更何况是有盐的咸味白米皮子，他三下五除二呼噜完了盘子里的肠粉，又径直走向了码头。

    这边，楼桂芬也早早上工，昨天晚上没吃饭让她饿的心慌，工友给她带个白糖糕加豆浆，白糖糕吃的太快也没吃饱，只感觉到了点儿甜味，倒是豆浆暖哄哄的，感觉喉咙连着胃都通畅了。

    她手上的膏药还是前天贴的，药味儿都淡了很多，工友劝她该换了，她却还是舍不得，仿佛要吸干净这膏药里的最后一点儿药力。

    止痛药也还在吃，只是在她痛得手指抽搐、拿不起零件的时候才舍得咽两个。

    97年，病来如山倒，她最终还是没扛住，身体垮了，这一年李丽秀高二，李伟东二年级。

    “回去吧，回去吧，我要回去上工。”楼桂芬总是这样念叨着。

    但她不知道，她在病倒的第二天就被工厂开除了。

    存款是经不住耗的，于是她出了院，身上还剩了几千块，其实也算得一笔巨款。

    她要回家去了。

    楼桂芬买了回程的票，这回只有她一个人。

    衣服变新了，行李变多了，在城里给女儿和儿子买的衣服和新鲜玩意儿都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剩下的钱全部都缝在了内裤上。

    一个塑料袋里放着薄薄的一打钱，卷吧卷吧就缝在了布料上，这所有的东西都是她用健康换来的。

    她的右手已经不能动了，只能用左手把背包挂在右肩上，左手上就提着那个大包，像来时那样。

    火车上还是一样又脏又臭，不同的是她这回买了坐票，就当对自己好一回。

    回到家也没人来接，孩子在学校，其他人都因为秋收在田里帮忙，只有隔壁家的二娃在坝子边上边写作业边看着谷子，不让鸡来啄。

    楼桂芬抓了两个金丝猴奶糖给他，那小孩儿高兴得手舞足蹈，也顾不得自己根本没见过楼桂芬，小心翼翼的拿起一颗、撕开包装含在嘴里。

    老家是风也香，水也甜，她站在几年没回过的家门前，看见了不少变化。

    家门前多了一条窄窄的路，通往不远处一栋高高的房子，不是土灰，是红砖建的。

    李二娃说那栋房子是陈家老三回村建的，他早些年去广东跟了个好老板，后来一路发展到了香港，他现在在香港给老板当副手，老板很器重他，就给了他很多钱。

    楼桂芬止不住的咋舌，这得赚了多少才敢这样花？

    天色渐渐暗了，楼桂芬也换了衣服。

    张立娣说李老汉去别家帮忙去了，她也只能挑着扁担去田里担粮食，只是她右手不能动了，架起来难保持平衡。

    其实见她回来，村里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