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牧到大营那天，没人正眼瞧他。

    一身粗布短褂，腰间别一把卷了刃的环首刀，活脱脱从哪个乡寨蹿出来的流寇。守营的小兵拦了他三回，第四回他亮出那块盖着大元帅印的令牌，小兵才放行，眼神里的轻蔑倒是一点没收。

    “又来一个混饭的。”有人在背后嘀咕。

    大元帅周文恒的中军帐里，七八个参将围着沙盘争得面红耳赤。周文恒坐在主位上揉太阳穴，脸上写满了倦意——也怨不得他，连着三场败仗，折了八千人马，朝廷的催战文书像雪片一样飞来，换谁都得揉太阳穴。

    李牧进帐，行了个不太规范的军礼。

    “你就是安远县举荐上来的？”周文恒扫了他一眼，语气随意得像在问今天吃什么。

    “是。”

    “先去右翼刘副将麾下听用，暂领百人。”

    一百人，且大半是收编的流民，兵器都凑不齐。李牧领命出帐时听见有人笑：“安远县的举荐，呵，知县自己都快守不住城了。”

    他没回头。

    七天后，周文恒亲率主力攻打临渡关，号称五万大军——实际上能战的不到三万。李牧的那百人被安排在右翼最外侧，负责“策应”。翻译成人话：无关紧要，别添乱就行。

    临渡关前的平原开阔，适合列阵推进。周文恒的部署中规中矩，前军步兵方阵，左右两翼骑兵包抄，后军弓箭手压阵。教科书上挑不出毛病。

    但对面的敌将显然也读过教科书。

    伏兵从两侧丘陵杀出时，周文恒的中军还没反应过来。前军方阵被冲散，左翼骑兵陷入泥泞——前夜那场雨，没人注意到左翼行军路线正好经过一片低洼水田。

    乱了。彻底乱了。

    右翼刘副将急着回援中军，把外侧的李牧部直接甩在原地不管。李牧站在一处高坡上，看着战场全局，嘴里骂了句粗话。

    “弟兄们跟我走。”

    他没去救中军。

    他带着一百人绕过右侧丘陵，摸到了敌军伏兵的出发阵地。那里只有几十个留守的辎重兵和两面旗帜。

    李牧让手下把旗砍了，放了一把火。

    烟柱冲天而起。战场上正占上风的敌军伏兵回头一望——老巢方向浓烟滚滚，旗帜不见了。

    军心动摇只需要一个瞬间。

    伏兵指挥官下令分兵回救。这一分兵，压力骤减的官军中军终于缓过气来。周文恒虽然打仗不怎么样，撤退的本事还是有的，硬是把残部收拢到了三里外的河滩。

    一场大败没变成全军覆没，全靠那把莫名其妙的火。

    周文恒清点人马时，左右报告：全军折损四千余，右翼百人队反倒完整无缺地回来了，还多带了七十多个俘虏和三车辎重粮草。

    “把那个姓李的叫来。”

    李牧到中军帐时，周文恒的态度和七天前截然不同。他盯着李牧看了好一阵，问：“你怎么知道烧他后方能管用？”

    “我赌的。”李牧回答得干脆，“伏兵远离本阵，最怕退路被断。烟一起，他不确定后面发生了什么，就不敢全力打。打仗这东西，十分力使七分还行，只剩五分就是找死。”

    帐内安静了几息。

    周文恒的幕僚低声说：“此人有将才。”

    “何止将才。”周文恒把面前的茶碗往前一推，“坐。坐下说话。”

    接下来半个月，周文恒又吃了两场小败。不是他不想赢，对面的兵力确实碾压——光骑兵就是官军的三倍。每次战后总结，李牧都在末座旁听，偶尔插一两句话，旁人未必在意，周文恒却记住了。

    第三场败仗后，粮道被断了三天。

    营中开始有逃兵。士气低迷到连巡逻的哨兵都打瞌睡。周文恒一夜之间白了鬓角，把所有参将叫来议事，问谁有办法打通粮道。

    没人说话。

    “我有。”李牧开口时语气平平，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他的方案简单到让人觉得不靠谱：佯装主力南撤，诱敌追击，实际以轻骑绕道北面打通粮道。关键在于“佯装”要做得逼真——他要把全营的旗帜和鼓号集中在南面，搞出三万人的动静，实际上只用五千人。

    “太冒险了，”有参将反对，“万一敌军不上当呢？”

    “他吃了三场胜仗，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看见我们跑，他不追才怪——谁会放过一只到嘴的肥鸭？”

    周文恒盯着沙盘想了一炷香的时间。

    “粮道由你来打。领兵三千，自己挑人。”

    三天后，粮道通了。李牧带三千人击溃了堵截粮道的两千敌军，缴获战马三百匹。同时南面的诱敌部队也顺利完成了任务——敌军果然追了，追出二十里才发现上当，灰溜溜地退了回去。

    周文恒大喜。

    当晚在帐中设宴，他坐在主位上，看着下首的李牧喝酒，忽然冒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