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二年的冬天，那年的空气冷冽又干燥。

    灰青色的天底下，剃头条子的铜盆晃荡出白光，剪辫子的声音在胡同口前后响着。穿枣红色马褂的晚晴遗老把他那条花白的长辫子发盘进瓜皮帽里，提个鸟笼出来溜达。洋学堂的少爷们已经梳起了三七分头，头上倒油的反光映在胡同口那家裁缝店的玻璃柜。

    福隆寺前摆着两溜摊面，这边是檀木柄的西洋伞，那头是珐琅彩的鼻烟壶，前头后尾，还有卖水彩胭脂，墨方糕点什么的。

    晌午的北京城人来人往，黄包车夫满胡同里的揽客做生意。几个七八岁大点的孩子抱着香烟架朝路过的先生和老爷们兜售。报童横冲直撞，大声嚷嚷着今早登在报上的几篇新闻，从张大帅在天津扩军喊到运动游行。

    前门的火车站台传来几道汽鸣声，惊飞了城楼下的那群灰鸽子。鸽子成群结队的飞过箭楼，密密麻麻们的阴影投在一队刚出殡的仪仗上。

    那时候，大概还算安静的，和后来的日子相比。

    “叫你不听话，我让你跑，还敢偷东西了，谁给你的担子！”河边，穿着长马褂的年轻男人正用力地挥起手上那根鞭子，他狠狠地朝前头女娃的身上打去。他边打，边还吐出脏话来骂这个女娃。

    女娃瑟瑟缩缩，她瘦小的身体被摔在岸沿那块洗衣石头上，手抓住洗衣石，就算这人走得再近，哪怕下一步就会踩在她身上，女娃也不敢后退。

    身后的池塘，只要她稍微不小心就会翻到河里，被河水卷没。

    她虽害怕眼前逼近的男人，可更害怕河水。她不敢死，也不能死，所以不管这人怎样打骂，女娃都只能忍住。男人骂骂咧咧，鞭子一下接一下的甩在女娃身上，她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从她破烂的衣服上浸出。

    “我没有，我没有偷”女娃虚弱的声音，她还低低的哀求和解释。

    那人下了狠力气，一点都没想给她活路，“还说不是你偷的，不是你还有谁”

    “我也不知道”女娃求饶的声音越来越弱，她干裂的嘴唇上下颤抖。

    这女娃就是王庆，那年她刚十岁。

    那会的日子，女娃生下来就是债，养到能走路，能挑水做活的年纪，不是被卖去当童养媳，就是被卖到富贵人家做丫头。在她八岁的时候，她爹用一块大洋的价钱把她卖给了书堂做丫头，每天天不亮的起来给主人家烧热水，接着送早点，打扫庭院，做饭，缝补衣服，黄昏前还得烧夫人和小姐们的洗澡热水。因为是被卖进来的，所以她不像那些长工，做工能有工钱，只到年关或者盼主人家做喜事的时候，才能得到一点细微的打赏。

    今又被这人诬陷说偷了坠子，她各种解释，可不会有人来听她的。

    穷人的命比草贱，连爹要卖她的时候都说：“大丫，爹也是为了你好，在这你还能有口饭吃，搁家什么都没，只能等死”

    所以鞭子打下来，王庆受着，她只求这人能快点消气，别真打死自己了。

    谁想他竟是越打越厉害，边打边骂，“死丫头，嘴还挺硬，偷了东西敢不承认”

    王庆拼命摇头，但就是没再说解释话。

    她多说，这人就打得越狠。

    边上几个来洗衣服的婆子和刚收工的黄包车夫们，听到这处的动静都围了过来。他们看到那已经被打得身上每一块好地方的王庆，每一个人想去帮忙，反倒还对她指指点点，各种幌子和难听的话当着她面就捏出来。

    坐在车架子上的车夫说，她是个惯偷，就喜欢偷人家东西，前几天刚看着她被从警察局放出来。端木盆的婆子也在旁边帮腔，说看她样子就不是什么正经人，更有讲她是书堂里的姑娘，不是什么丫头，勾引大官，结果被人家正头老婆抓到给赶出来，要不然怎么会拖到大街上打她。

    王庆听到这些话，心里的委屈更甚。她百口莫辩，这顿莫须有的鞭子她忍了，可这些被随便捏造出来的话又要她怎么忍。

    那个时候，女子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

    她羞恼，害怕，脸上火辣辣的，不晓得是被鞭子打疼还是心里难受，慢慢的，她开始松开一直抓住石台的手。

    进冬天以来，日子就好像被层灰压压的雾霾给笼罩了，始终不见得放晴。天也暗沉沉的，不是阴雨绵绵的下个没完，就是一天到晚的刮来凉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古怪的天气，空气里总有股能渗进骨子里的寒冷，呼啸的冷风也不断地在身旁吹过，只要身上有丁点敢露出来的地方，就立马能被这风割得皮肤难受，哪怕只是走在路上，也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去裹严实。

    好不容易才等到晴天，又刚好是薛上阳的休息日，临近年关，两人就想去城外的几间铺子里逛逛，买件新的冬衣，或者是给家里添点喜庆的摆件。从河边路过时，杨晔听到那头吵吵闹闹的争论声，她停下来，看着那面站满的人群。

    “怎么回事？”她抓住薛上阳的衣服袖子，好奇地垫脚去看。

    薛上阳瞥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