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沙发背，做出倾听的姿态，但眼神依旧紧盯着对方。

    王海峰仿佛下了决心，挺直了腰板，声音也提高了一些，试图找回一些主动：“江书记，我是这样考虑的。既然他们内部铁板一块，暂时撬不开嘴，那我们何不转变一下思路？”

    “哦？具体怎么个打开法？”江昭宁表现出兴趣。

    他抬臂，略显笨拙地用手背蹭过额头，那里确实渗出微润，像是沾惹了晨间薄雾的草叶，带起一片细微的不自在。

    “江书记，”他的声音发出来时显得有些干涩，尾音像受惊般匆匆坠下，“外围取证这个方向……是目前最稳妥的突破口。”

    “他们不开口，我们纪委也不是只有‘谈话’这一种办法。”

    王海峰的语气渐渐流畅起来，似乎对这个思路越来越有信心，“我们可以集中精干力量，加大外围取证力度。”

    “比如，进一步核查他们的银行流水、资产情况；走访他们的亲属、朋友、业务往来对象；甚至可以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分析他们的通讯记录、出行轨迹等等。”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足够扎实、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的铁证，到时候，就算他们一言不发，我们也完全可以零口供定案，让他们在铁证面前哑口无言，无从狡辩！”

    王海峰越说越激动，仿佛已经看到了案件告破的曙光。

    他描绘的这条路径，从理论上看，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

    强调证据，构建完整的证据链，是现代法治精神的体现，也是纪检工作专业化的要求。

    然而，江昭宁听着这番慷慨陈词，心中的那丝疑虑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深了。

    他强调外围证据，这没错。

    但在目前这个节骨眼上，过分强调“零口供”，强调绕过正面谈话攻坚，是否隐隐包含着一种希望延缓正面突破、避免过早与核心人物短兵相接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