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巡检司衙署后，没过两天，刘氏就成了附近几个巷子里最受欢迎的“说书先生”。只要她一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纳鞋底或者摘菜，左邻右舍的妇人们就会自动围拢过来。

    “哎，王家嫂子，听说你和你家老爷子还有相公前几日进山，让生番给请去当上宾了？真的假的啊？”有人好奇地引开话头。

    这一问，可就打开了刘氏的话匣子。她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计，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从如何被抓时的害怕，到遇到熟人后被放开，再到生番头人如何客气，那些年轻后生如何围着王大牛讨教手艺，那个叫杏儿的汉人小姑娘多么懂事可怜……讲得是跌宕起伏，活灵活现。

    尤其是讲到生番并非传言中那般可怕时，她更是加重了语气：“你们是没看见！那生番头人，虽说脸上画得有点吓人，可说话办事，透着股实在！人家寨子里，娃娃妇人都有，日子过得跟咱们也差不多！哪有啥吃人的事？都是以前以讹传讹！我家男人杀猪的手艺让那些生番猎手佩服得五体投地，非要留他多住几天当师傅呢！”

    她甚至开始畅想未来：“要我说啊，等以后咱这地方富庶起来了，路也都修平整了，周遭太平了，说不定也能像那苏杭似的，弄个‘番寨风情游’啥的！让大伙儿都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在山里过日子的，尝尝他们的野味果酒，多有意思！”

    刘氏这番“亲身经历”的讲述，果然可比官府的安民告示有说服力多了。她是个直肠子，有一说一，又是大家熟悉的邻居，她的话，乡民们愿意信。再加上王大牛偶尔被问起，也会憨厚地证实几句，展示一下生番送他的肉干。

    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生番的形象在短短几天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原来谈之色变、能止小儿夜啼的“吃人生番”，渐渐变成了“性子直爽、热情好客、擅长打猎”的深山邻居。

    以往偶尔有生番拿着兽皮、山货到汉民聚集的集市边缘交换盐等必须物资，总是被压价或被带着恐惧的眼神疏远，如今再去，虽然语言还不通，但遇到的善意目光多了，交易也显得公平了不少。

    王明远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颇感欣慰。他正琢磨着如何趁热打铁，进一步推动番汉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比如是否可以组织小规模的、有熟番引导的互市，或者邀请像阿鲁卡这样态度友善的生番部落头人，出来看看山外的变化。

    就在这时，一名衙役匆匆来到后衙，向他禀报：“大人，码头那边传来消息，说刚到了一艘从厦门卫过来的商船，船上有一人自称姓李，说是您的旧友，特意从您秦陕老家那边辗转过来的，想要见您。”

    王明远闻言，闪过一丝诧异。

    旧友？姓李？秦陕？

    一个名字瞬间闪过脑海，随即他立刻起身，对衙役道：“人在哪里？快带我去！”

    他快步走出衙署，朝着码头方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