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西康路46号汪公馆。

    此时正值春季，庭园里的草木已悄悄抽芽，几点新绿点缀在枯枝之间，却丝毫驱不散这座府邸上方的阴霾。

    汪填海卧床已近半年，他早年遇刺时，有一颗子弹因位置险要未能取出，自去年秋季开始病发，导致他下半身近乎瘫痪，更引发持续高烧和伤口化脓。

    近来病情更是急转直下，在日方医疗人员再三建议下，他最终决定前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手术。

    这是最后一线希望，也可能是一趟不归的旅程。

    临行前，他不得不强打精神，交代离开后的各项事宜。

    他先是召见了陈博公，他半靠在床头，脸色在昏暗光线下显得蜡黄而浮肿，“我离开期间，国府政务，就全权拜托先生了。”

    说着，他让妻子将一份早已拟好的手令递给陈博公。任命其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总揽政务。

    陈博公躬身接过，神色凝重：“汪主席安心疗养，我定竭力维持局面，待主席康复归来。”

    汪填海微微颔首，又交代了几项亟待处理的政务，便示意他退下。

    门关上后，汪填海闭上眼，长长呼出一口气。

    他之所以让陈博公接任，是因为对方还算忠心，更重要是对方对新政府的把控还不够，即便坐上那个位子，也不过是个空架子。

    休息两个小时后，他又召见了周佛山。

    与见陈博公时的正式不同，这次会面多了几分随意。周佛山是汪填海“和平运动”最早的核心成员之一，两人相识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有着二十余年的交往。

    “佛山，”他示意妻子将一个紫檀木匣端到周佛山面前，“这里面是我的印信和一些重要文件的副本，你且收好。”

    “博公主持全面工作，但财政和与日方的沟通事宜，还需你多费心。你们二人，当同心协力，共渡时艰。”

    周佛山瞬间明白，这是要他与陈博公相互制衡。

    陈掌政务，他掌财权。陈在前台，他在幕后。如此安排，二人谁也无法单独掌控全局，必须保持某种微妙的平衡。

    周佛山接过木匣，“佛山明白，定不负先生所托。”

    随后，汪填海又签发了数道手谕，进行关键职位调整。

    他将亲信杨揆提拔到伪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一职，同时伪海军部长、空军司令等要职亦皆由汪系嫡系接掌。

    此外，他还在病榻上会见了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大将，双方达成协议。在他离开期间，伪政府的所有军事调动、将领任免，必须经日本军方同意。

    而日本军方的相关意见，需同时抄送他知悉。

    此举名义上是尊重其“领袖”地位，实则是汪填海试图在日方与伪政府之间，保留最后的信息渠道与象征性的否决权。

    畑俊微笑应允，目光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在他眼中，这不过是一个将死之人徒劳的挣扎。

    真正的权力，从来都在日军的刺刀之下。

    次日下午，汪填海躺在担架上被抬出公馆，送往明故宫机场。

    除了必要的医护与随员，他的妻子与两个儿子亦同行在列。

    他没把妻儿留在金陵，一是需要妻子在旁照顾，传递信息。二是担心自己不在，妻儿会成为他人砧板上的鱼肉，或被周、陈利用，或直接落入日方手中作人质。

    公馆门前，周佛山与陈博公并肩而立，目送车队远去。

    直到最后一辆车消失在街角，陈博公才收回目光，看向一旁的周佛山，“周部长，今后还望多多支持。”

    周佛山淡淡一笑：“陈主席言重了，你我都是为汪主席分忧，为和平运动尽力。”

    两人对视一眼，随即各自转身，登上等候在旁的轿车，驶向不同的方向。

    回程车上，周佛山闭目养神。对于汪填海的安排，他心里并无太多波澜，甚至可说正中下怀。

    陈博公被推至前台，既要应对日本人的种种要求，又要调和伪政府内部各派系纷争，注定焦头烂额。

    而他这次虽然名义上没有得到好处，却保住了财政大权与税警总团的三万兵马。

    相比被架上高处的陈博公，他的处境实在要从容太多。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局中，低调未必是坏事。

    车窗外的金陵城一片灰蒙，他不由想起数年前，与汪填海等人在煦园的亭子里畅谈“和平救国”的景象。

    不过四年光景，竟已物是人非。

    近来民间的一些流言，他也略有耳闻。有人说汪填海伤口流脓溃烂乃是天谴，是罪有应得，是民族叛徒的必然下场。

    这些议论，他听在耳中，冷在心里。好在他已经和山城取得了联系，为自己谋好了后路。

    他看着车外的街景，决定明日就动身前往沪市。

    汪填海一走，金陵这潭水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