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的终结，一个更为漫长的议题摆在盟国面前，那就是战后赔偿。

    如果说签字仪式是胜利的瞬间绽放，那么赔偿问题则是战后秩序构建的漫长拉锯。

    各国参照的是《波茨坦公告》第 11 条的内容进行索赔，其核心是 “实物赔偿、销毁军工、保留和平工业” ，即大规模拆迁岛国的工业设备，按比例分配给各受害国。

    既削弱岛国的战争潜力，又补偿受害国的战争损失。

    美国总统特使埃德温·鲍莱，向盟国提交了一份极其严厉的拆迁方案，堪称“釜底抽薪”式的经济阉割：

    将岛国的陆海军兵工厂设备、飞机工厂、轴承工厂、20家主要造船厂全部拆除。

    钢铁年产能仅保留250万吨，超出部分全部拆迁。

    电厂拆一半，硫酸厂全部拆迁，纯碱工厂只留一家，全部轻金属工厂也要拆除。

    另外，归还所有被劫掠物资、文物、设备，并没收岛国在海外（华国、朝鲜、东南亚）所有公私资产。

    并按华国38.2%、美国26.9%、英国22.8%、菲律宾7%、荷兰4%、其他1.1%这个比例分配。

    华国作为受岛国侵略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获得了最高的分配份额。

    而苏联因为直接拆走了伪满洲国几乎所有的重工业设备，拿走了他们认为“应得”的那一份，因此不在分配名单里。

    鲍莱方案，是战后对日赔偿计划中最严厉、最具惩罚性的版本。

    如果完全执行，岛国将退化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彻底丧失再次发动战争的能力。

    然而，这份方案只执行了一部分，岛国施展的是拖延战术，他们借口有近 700 万海外军民要从华国、朝鲜、东南亚、太平洋各岛撤回本土。

    现有的军舰、商船优先军民运输，运输力紧张，赔偿物资只能延后。

    美国、英国和荷兰有自己的远洋船队，他们迅速派船运回了属于自己的赔偿份额。

    而中华民国海军弱小，船只老旧且数量有限，根本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海上运输，只能眼巴巴地等待岛国“腾出运力”，或者等待美国安排船只。

    这一等，就等来了时局的巨变，1946年到1947年间，美苏关系迅速恶化。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希腊土耳其危机、伊朗危机、柏林封锁……冷战的阴云以惊人的速度笼罩了世界。

    美国对岛国的战略定位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从“必须彻底摧毁的敌人”变成了“必须在亚洲构筑的反共桥头堡”。

    于是，拆迁被叫停了。

    大量原本列入拆迁清单的工厂设备，最终留在了岛国，成为后来岛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美国不仅停止拆迁，还开始向岛国提供经济援助，帮助岛国重建工业。

    最后，中华民国只分得了22艘中小型军舰，大多是旧的护航驱逐舰和登陆艇，以及1254箱设备，按当时价值估算约2207万美元。

    相比于华国在战争中高达数千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这点赔偿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而那22艘军舰，后来大部分随中华民国撤退到东番岛，成为中华民国海军的早期主力。

    1951年，美国召集48个国家在旧金山签订了《旧金山和约》。

    该和约约定：岛国承认赔偿义务，但因其“资源不足”，无法进行大规模实物赔偿，只能以“服务、补偿、小额现金”的形式做出表示。

    这份和约的签订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冷战色彩，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拒绝签字，而华国作为对日作战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国家，竟然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

    新中国不被承认，中华民国也被排除在外。一个战胜国，被排除在战后的和约之外，可见当时国际对中国的轻视。

    最终，菲律宾获得5.5亿美元现金加劳务赔偿，分10年支付。

    印尼分得2.23亿美元现金和劳务赔偿，南越分得3900 万美元，缅甸分得2 亿美元物资和技术赔偿，泰国、老挝、柬埔寨等也获得不同程度的补偿。

    这些国家大多接受了“服务赔偿”的形式，即岛国公司提供工程技术、劳务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既补偿了受害国，又为岛国企业打开了东南亚市场，可谓一箭双雕。

    而台北当局迫于冷战压力，在1952年签订的《中日和约》中放弃了国家赔偿要求，只保留了民间索赔的权利。

    这个“中日和约”在国际法上的效力一直存在争议，对于当时的台北当局而言，维系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争取美国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远比从岛国索要赔偿更为紧迫。

    到了1972年，中日两国开始谈判邦交正常化。这时，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双方面前——战争赔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