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建筑工人，四十五岁，尿毒症晚期。在等待名单上排了两年，还有三个月就能轮到了。但他那个肾，质量一般，给了海外客户也能用。”吴经理声音平静，“周主任，那个建筑工人就算换了肾，也干不了重活了。他的后半生也就是个废人。但海外客户是个企业家，换了肾还能再活二十年，创造多少价值？”

    周永年看着那个公文包。

    他想起儿子红着眼睛的脸。

    “我需要做什么？”

    “很简单。”吴经理说，“在下周的移植评估会上，您提一句‘1号患者合并感染，手术风险过高’。评估小组自然会顺着您的意思讨论。会后出个记录，就说‘经集体讨论，建议优先考虑3号患者’。3号就是海外客户。”

    周永年拿起公文包，打开。

    三十万，一捆一捆，崭新的钞票。

    他合上包。

    “我会考虑。”

    一周后的评估会上，他说了那句话。

    建筑工人在等待中病情恶化，两个月后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的时候四十六岁，儿子刚上初中。

    海外客户手术成功，多活了十二年，最后死于车祸。

    周永年用那三十万交了赞助费。

    儿子进了省城最好的初中，后来考上重点高中，考上浙大，现在读博。

    一切都很值。

    从那天起，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

    加急费从三十万涨到五十万，一百万，两百万。

    他学会了更安全的操作方式：不再亲自在评估会上发言，而是让手下的年轻医生“提出疑虑”；不再直接收现金，而是通过海外医疗咨询公司走账；不再只做一锤子买卖，而是建立长期客户网络。

    每台加急手术，都是纯利润。

    那些被挤掉名额而在等待中死亡的患者，在他的世界里，渐渐变成了病历系统里的一个灰色名字。

    直到王启耀死了，陆明远死了，郑经伦死了。

    周永年睁开眼，看向窗外。

    夜色中的龙城灯火通明。远处仁济医院的住院部大楼，二十一层，每层都亮着灯。那些灯光下面，躺着几百个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

    他们不知道，自己等的东西，可能永远不会来。

    因为那些器官已经被标好了价格，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

    周永年收回目光，看了眼办公桌上的电脑。

    屏幕右下角弹出一条新闻推送：“龙城东郊冷库发生货架倒塌事故，一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他点开新闻。

    现场照片里，冷库门口拉着警戒线，几个穿制服的人进进出出。死者名字没公布，但周永年知道是谁。

    刘三。

    他的冷库。

    那些“货物”的中转站。

    周永年关掉新闻，站起身。

    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城市。

    钱立仁被抓了，马成死了，刘三也死了。

    这条线上，只剩下他一个。

    但他不怕。

    他没有留下任何直接证据。所有交易都通过海外账户，所有沟通都通过加密软件，所有“货物”到他手里之前，已经过了三道手。

    查不到他头上。

    他只需要再做两年，攒够一千万，就退休。

    去澳洲，儿子以后也可以来。

    他转身走回办公桌。

    坐下来，拿起笔，继续看明天的手术安排。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进。”

    门推开，护士长陈姐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周主任，刚才血库打电话来，说您明天那台肝移植需要备的血浆，他们那边库存不够，让您重新确认一下用量。”

    周永川皱眉。

    “不够？上周不是让他们备了吗？”

    “说是最近用血量太大，O型血浆缺货。他们问能不能用代血浆？”

    “不行。”周永年说，“肝移植必须用新鲜血浆，代血浆凝血因子不够。告诉他们，明天早上八点之前，必须把血浆送到手术室。”

    “好的。”

    陈姐退出办公室。

    门关上。

    周永年看了眼时间，晚上十一点十分。

    他拿起电话，拨了血库的号码。

    “老张，血浆怎么回事？”

    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为难：“周主任，真不是我们不给，是最近O型血紧张。您那台手术要用两千毫升，我们库里只剩八百了。”

    “那今晚采血呢？晚上不是有献血车吗？”

    “晚上采的血要到明天下午才能完成检测，来不及。”

    周永年沉默几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