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会带上我。

    那片桑园，就像一片绿色的海洋，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在演奏着一首轻柔的乐曲。

    母亲和那些阿姨们熟练地采摘着桑叶，脸上洋溢着劳动的喜悦，而我则在一旁好奇地看着，偶尔也会帮忙捡几片掉落的桑叶。

    我还记得父亲和爷爷一起绞蚕丝的场景，每当绞蚕丝的时候，就有蚕蛹吃，奶奶经常炸蚕蛹给我吃，那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味道，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蚕蛹在油锅里滋滋作响，散发出的香气弥漫在整个院子里，那是童年最美好的味道之一。

    那时，“樊银花组长”的名号在镇上可是响当当的，母亲为人热情、公正，做事认真负责，大家都很敬重她。

    所以母亲一开始并不愿意去当那个国企职工。

    可母亲终究拗不过父亲，在父亲的再三劝说下，还是辞去了居民组长的职务进了厂。

    母亲作为技术骨干培养对象，被选派到武汉培训了两个月。

    母亲对在武汉培训的日子十分怀念，她回忆说，当年曾游过东湖，还登上过行吟阁。

    那是她第一次走出小镇，外面的世界让她大开眼界。

    东湖的湖水波光粼粼，行吟阁古朴典雅，她站在阁楼上，俯瞰着美丽的景色，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直到母亲88岁那年，还特意要我陪她去游东湖，再看一眼行吟阁。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与怀念，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美好的时光。

    我们沿着湖边漫步，母亲不时地停下脚步，回忆着当年的点点滴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偏偏在这搞下放的节骨眼上，县纤维板厂突然下马，母亲就这样下岗了，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国企下岗工人。

    母亲回不了居民组，就有可能成为下放对象。

    母亲曾多次埋怨父亲：“要是我没辞去居民组长，现在该是我来决定下放谁，怎么会轮到别人来决定下不下放我！”

    她的话语中充满了懊悔与无奈，每次说起，脸上都写满了失落。

    父亲听了，也只能默默叹气，心中满是愧疚。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那位取代父亲做工商联主席的同乡吴良。

    他的家属及亲戚有十多人是1957年以后才进城的，都在此次下放之列。

    吴良私下里找到我母亲，脸上带着几分神秘的笑容，眼神中却透着一丝狡黠，对母亲说：“我听说，古正清以前那个相好的还在和他联系呢，他们和你婆婆都商量好了，准备不要你了，你还被蒙在鼓里。你不如趁这次下放的机会，和他一起下放回我们老家去，这不正好吗？你赶快写个申请给我，我帮你把你们家放到下放名单里去。”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仿佛在传播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母亲听后，心中一惊，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说道：“他不在下放的范围内呀？”

    “只要家属主动提出申请，也是可以的。”那同乡狡黠地笑着。

    母亲一时糊涂，竟答应了那个同乡的妻子。母亲不识字，还是那位同乡代写的下放申请书。

    有一个人看到了这个申请书，十分诧异，古家怎么会申请下放呢？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

    有人到书店买书，正好遇见父亲在书店里忙碌，那人就对父亲说：“你还忙什么呢？听说你被下放了，真想不到。”

    父亲一听，顿时火冒三丈，脸涨得通红，双手紧紧地攥成拳头，额头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大声说：“怎么可能！你别乱说！”

    那人赶忙解释：“是真的，别人都看到下放名单了！”

    父亲火暴急躁的性情瞬间爆发，于是就出现了前面那一幕。

    父亲立刻找了一辆大货车，开到家门口，要把全家拉回老家。

    可爷爷奶奶坚决不同意。

    只有母亲愿意上父亲的车。

    那个同乡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那同乡所言之事确实让母亲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有几个月都没和父亲说话。

    母亲心里满是委屈与困惑，无数个夜晚，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同乡那神秘兮兮的表情和话语，泪水不知不觉浸湿了枕头。

    的确，有一个女人爱上了父亲。

    那是一位很漂亮的年轻女子，身姿婀娜，有一双又长又粗又黑的辫子，走在街上，总能吸引不少人的目光。

    她还曾给我买过一件衣服，那衣服款式新颖，色彩鲜艳，在当时的我看来，是那么的珍贵。

    但父亲是个传统保守的人，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深信孔孟之道，那些儒家的道德观念早已深深烙印在他的骨子里。

    再加上他一辈子深爱着母亲，这份爱如同磐石般坚定，根本不可能抛弃母亲。

    母亲是值得父亲深爱一辈子的。

    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