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多才多艺的母亲“樊组长”

    临近晌午，炽热的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洒在大地上，仿佛要将世间万物都融化。

    我们乘坐的那辆老旧货车，在热浪中艰难地缓缓驶入黄陂境内。

    车轮碾压着崎岖的路面，发出沉闷的“嘎吱”声，车窗外，干燥的风裹挟着尘土灌进车厢，让人呼吸都带着一股呛鼻的味道。

    车子一路颠簸，摇摇晃晃地开到一个小山坡前，眼前的道路戛然而止，只剩下荒草丛生的小径蜿蜒向远方。

    四周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山上的树木在烈日下无精打采地低垂着枝叶，偶尔传来的几声蝉鸣，更增添了几分燥热与烦闷。

    我们下了车，货车司机熟练地调转车头，沿着来时那尘土飞扬的路原路返回。

    我和父母无奈地踏上了一段蜿蜒曲折的山路，脚下的石子又尖又硬，每走一步，都硌得脚底生疼，让人忍不住皱眉。

    路边的野草肆意生长，有些甚至高过了膝盖，时不时地拂过我们的腿，带来一丝痒痒的触感，却又无暇顾及。

    经过一番艰难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乡政府门前。

    那是一座略显陈旧的建筑，墙壁上的油漆早已斑驳脱落，露出灰暗的墙面，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父亲抬手推开一个办公室的门，屋内光线昏暗，有个办事员模样的人正坐在堆满文件的桌前忙碌。

    那人听到声响，缓缓抬起头，目光从眼镜上方打量着父亲，语气平淡地问道：“你有什么事吗？”

    父亲急切地向前跨了一步，脸上带着几分疲惫却又难掩眼中的期待，声音中带着一丝沙哑，说道：“同志啊，我是从麻城千辛万苦赶来的，想下放到老家，特地来这儿办手续，您可得帮我这个忙啊！”

    说着，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皱巴巴的手帕，擦了擦额头密密麻麻的汗珠。

    办事员放下手中的笔，坐直身子，脸上毫无表情，伸手扶了扶眼镜，公事公办地说道：“我们没收到通知呀，你有手续吗？把文件拿来我看看。”

    他的眼神中透着冷漠与怀疑，伸出的手在空中停顿着，仿佛在等待一份永远不会出现的东西。

    父亲的笑容瞬间僵住，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但他很快又调整了表情，眼中满是恳切，往前凑了凑，解释道：“同志，是这样的，我家本来是下放到麻城本地的，不是下放到这里。但我一心想回老家，老家有我太多的牵挂，我的根在那儿啊。我从小在那儿长大，那些熟悉的山水、邻里，都是我割舍不下的。您就行行好，通融通融，帮我想想办法吧！”

    办事员一听，脸上露出极不耐烦的神情，身子往后一靠，靠在椅背上，猛地摆了摆手，声音提高了几分，几乎是喊着说：“你这人怎么回事！没有通知，没有手续，你这不是瞎闹嘛！你太荒唐了吧！你这个忙我可帮不了。”

    说罢，他又低下头，拿起笔，继续处理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不再理会父亲。

    父亲还想再开口，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的肩膀微微下垂，脸上写满了失落和无奈，眼神中原本的光亮也黯淡了下去。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转身，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出了办公室。

    那人说的一点也没错，父亲办的这事确实有些荒唐。

    此时，也该把我家下放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

    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极度短缺，商品粮供应紧张，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片艰难的氛围之中。

    为了缓解压力，国家实行精简压缩政策，临时下放吃商品粮的人口。

    按照当时的政策，下放对象是下放到镇边上的农村，而且是临时下放，没过两年，大部分人基本上都回城了。

    我家本不在下放之列。

    当时划了一条线，规定从1957年以后进城的人口中下放一部分，而我家一直是城里的常住居民，按常理本不可能被下放。

    然而，刚从工厂下岗的母亲却可能在这下放之列。

    搞□□的时候，麻城县纤维板厂上马，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母亲被招工进厂，起初母亲并不愿意去，是父亲硬劝她去的。

    父亲满脸期待地对母亲说：“这可是国营企业，进了厂就是国营职工，待遇好，福利高，比你在集体企业强多了。以后咱们的日子肯定能越过越好。”

    那时的国营企业，就像一座坚固的靠山，让无数人向往。

    也许是爷爷在当地威望颇高，又或许是父亲带头参加公私合营，还是县人大代表的缘故，母亲被推选为中馆驿镇居民组组长，这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居委会主任，管理着好几个集体企业。

    街上有理发店、小餐馆、照相馆、手工作坊等，还有轧米厂、养蜂场、养蚕场。

    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带着一些年轻妇女去桑园采桑叶，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