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回荡。声音里带着几分过年的欣喜，又隐隐透着生活的沧桑。

    我和二弟、三弟、四弟，在睡梦中被这声呼喊唤醒。

    我们揉着惺忪的睡眼，从北厢房那张破旧的床上匆匆爬起来。

    母亲抱着半岁多、还在咿呀学语的小妹妹，一手牵着四岁多、眼神懵懂的大妹妹，缓缓从南厢房走了出来。

    二弟特意从麻城中馆驿赶回来过年，一家人能在除夕团聚，本应是件欢喜事，只是爷爷奶奶没能回来，多少添了些遗憾。

    我们那个地方过年的风俗，与其他地方有着显著的不同。

    别处大多是在中午，更多的是在晚上吃年饭，而在我们这儿，年饭是要一大早吃的。

    不仅如此，大家还暗暗较劲，看谁家的年饭吃得更早，因为在老一辈的说法里，年饭吃得早的人家，这一年便会平安顺遂，得福安康。

    全家齐聚堂屋时，桌子上，已经摆满了父亲精心准备的年饭。

    十几大碗菜整齐地摆放着，然而仔细一看，竟全是用胡萝卜、白萝卜和豆腐烹制而成，里面愣是一点儿肉星儿都见不着。

    唯一有个大碗里盛着一条鱼，可这条鱼却有着特殊的“使命”，它被称作“看鱼”，意即只能看，不能吃。

    按照规矩，得等到年过完了，正月十五以后才能动筷子吃这个鱼。

    或许有人要问，过年这么重要的日子，怎么连肉都吃不上呢？唉，这背后满是心酸，只因我家是村里出了名的最大缺粮户。

    那么，什么是缺粮户呢？当年村里实行按工分吃粮的制度，工分多，分到的粮食自然就多；工分少，分到的粮食也就少得可怜。

    我们家人口众多，当时一家八口人，却仅有一个半劳动力。父亲算是一个整劳力，每日在田间辛苦劳作，能挣10个工分；母亲由于要操持家中大小事务，只能算半个劳力，每天挣4.5个工分。

    到了年终，小队里结算，把工分折算成钱，10个工分大约能换两角钱，再用这笔钱去抵买粮食的费用。

    虽说我们家分到的粮食本就不多，但父母挣工分结算的钱，依旧远远抵不上分的粮食钱。

    如此一来，一年到头，总要欠小队里不少钱，自然而然就成了缺粮户。

    当时是按月分粮，每到分粮食的日子，缺粮户得先交“缺粮款”才能分到粮食，要是交不齐，便会遭遇“停秤”，分不到一点粮食。

    为了交上“缺粮款”，顺利分到粮食，父亲无奈之下，卖掉了屋子里所有能卖的东西。

    先是那些旧家具，柜子、箱子之类，母亲陪嫁过来的两个大木箱，承载着她少女时代的回忆，也不得不忍痛卖掉。

    接着，连房梁都未能幸免，我家堂屋里原本有个木楼，支撑木楼的六根大木材，一根接一根地被卖出去，最终木楼也随之消失不见。

    好在吃饭的桌子和几个板凳，实在是生活必需品，这才被留了下来。

    有一年，又快到过年的时候了，我家因交不齐“缺粮款”，无情地被“停秤”，一家人眼巴巴地看着，却分不到一点粮食。

    那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雪花如鹅毛般纷纷扬扬飘落，整个村子银装素裹。

    母亲为了能让家人吃上饭，咬着牙，挑着那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的摇篮和枷椅，沿着村子一家家叫卖。

    最后，这些承载着无数回忆的物件，卖给了我的同学古文广家。

    这件事过后，母亲难过了许久，哭了好几天。

    后来，直到八十多岁，母亲只要一提起这事，眼眶都会瞬间湿润，泪水止不住地流，那是她心中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

    还有一年，又要交“缺粮款”，同时还得交我和弟妹们的学费。

    父亲无奈之下，只能到外地找亲戚借钱。

    母亲心里清楚，父亲这一趟多半借不到钱。以往的经历就像沉重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心头。每次父亲满怀希望地外出借钱，回来时却总是满脸沮丧，空空如也的双手仿佛在无情地宣告着生活的残酷。

    为了凑齐“缺粮款” 和孩子们的学费，母亲在昏暗的堂屋里，眉头紧锁，内心经历着无比艰难的挣扎。

    她的目光缓缓扫过家中的每一处角落，最后定格在北边的那间房子上。

    那间房子虽说破旧，却也承载着一家人过往的回忆，但此刻，生存的压力让她别无选择。

    终于，母亲一咬牙，下定决心拆掉那间房子。那几日，她的眼神满是凝重与决绝，生活的重担压得她脊背微弯，可这一回，她没有丝毫退缩。

    母亲深知仅凭自己一人之力，难以完成拆房这项艰巨任务。

    在母亲的恳请下，村里的几个热心人答应前来帮忙。

    拆房那天，天空阴沉沉的，仿佛也在为这个家的遭遇而感伤。

    母亲早早地站在那间即将被拆除的房子前，目光久久地凝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