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部分伦敦人来说，早上八点是个合适的早餐时间。不过对于下层阶级的数十万民众来说，他们早在八点之前便各凭胃口的享用了晨间餐点，因此在中产阶级享用早餐的时候，他们已经现身于各个忙碌的工位上了。

    而对于稳稳居于伦敦最上层的五万显贵来说，此刻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尚未离开奢华的卧榻，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这帮绅士淑女总要等到十点、十一点乃至正午时分才进早餐。

    更有甚者，譬如那些寄居在杰明街与圣詹姆斯街豪华二层公寓里的慵懒之徒，午后一两点钟对于他们不过是晨间拂晓时分。当仆人们把烤羊排与牛腰布丁端上他们的早餐桌时，夕阳早已染红天际。即便是最钟爱数据统计的英国政府恐怕也不知道，在伦敦每天有多少枚鸡蛋被敲开，这些未出壳的小鸡有多少被水煮，又有多少被油煎，有多少四磅重的面包被切片制成或厚或薄的黄油面包，有多少头猪被宰杀以提供肥瘦相间的培根片，又有多少多少燃料和盐堆被消，只为熏制伦敦市民早餐桌上出现频率最高的雅茅斯熏鱼。

    。至于早餐桌上的数据统计？

    那更不是他应该烦心的事，因为无论于情于理，这都不是外交部应该插手的事情，这种既无功劳又无油水的差事，理应交给内务部负责。

    施耐德坐在椅子上，望着自家宽敞却毫无舒适感的餐厅忍不住叹了口气。

    乍看上去，墙角摆着从德本翰-斯托尔拍卖行买来的闪亮餐柜，墙上挂着他请某位皇家艺术学院院士绘制的个人肖象画，前景是深红色的窗帘和洁白的窗台，地上铺着从比林特街东印度公司拍卖厅购置的土耳其地毯。

    一切的一切，看上去都井井有条。徜若有客到访，他们大概会赞叹施耐德先生的品味，甚至由衷称赞这位外交部事务官正在沿着正确的生活方式稳步攀升。

    然而只有施耐德本人清楚，这一切外表上的光鲜不过是他在伦敦城中苦心经营的幻象。

    桌上的银器来自索霍区某家已经倒闭的小银坊，镀银层薄得过分。茶具倒是从皮卡迪利的百货商店买的，可用的时间长了，喝起茶来总能尝出一股若有若无的金属味。

    甚至那条从比林特街拍卖得来的土耳其地毯，尽管在账目上，它属于奢侈品，可施耐德却深知它的原委，这东西其实是某位没落殖民地官吏的遗物，半旧不新，只因图案在昏黄灯光下看上去仍算体面，他才买了下来。每次他从餐桌走向客厅时，那块地毯都会微微卷起一个角，仿佛是在提醒他，真正时髦的土耳其工艺与这种老掉牙的二流货色完全是两码事。

    施耐德扭头看向落地镜中的自己，头顶微秃，脸色蜡黄，眼袋浮肿，鬓角的发丝在晨光下显现出令人不安的花白。

    上帝啊！

    他今年才三十七岁，然而却已经具备了四十七岁乃至五十岁公务员身上才能见到的那种衰老。施耐德在镜前站了片刻，随后，他转过身，象是死心了一般推开餐厅后方那扇始终紧闭的门。门后是施耐德家最神圣的地方，一个被他郑重其事地称之为“书房”的地方。

    他在里面待了一会儿，天晓得，他为什么没有翻阅书架上那些从未拆封的各类鸿篇巨着，而是拉开桌子抽屉取出支票簿，深情地凝视着上面的数字看了五分钟。

    但不论如何，施耐德先生将这样的行为称之为“放松”。

    但即便是这样短暂、卑微的放松时间，如今给施耐德带来的慰借也已经越来越少了。

    因为支票簿上的数字正在日复一日的减少，而他高昂的家庭支出却没有半点止步的念头。

    施耐德将支票簿合上，又重新打开，就好象翻来复去之间能让上面的数字神奇地变大一些。然而，并没有。

    支票簿上的数字没有任何改变，就象他下个月必须支出的账单一样。

    书房外传来钥匙碰撞叮当作响的声音，施耐德知道这肯定是妻子下楼用早餐了。

    他连忙把抽屉合上，然后夹着《泰晤士报》走出了书房。

    施耐德刚走出书房，便看见妻子已经站在餐厅门口，吉普尔花边的领口被熨得笔直，假刘海固定得过分牢靠，她的右手提着那只熟悉的小篮子，篮子里塞满了琳琅满目的各种钥匙，其中有储藏室的、煤窖的、酒柜的，也有各个抽屉的。当然了，施耐德的书房抽屉钥匙并不在其中。

    施耐德与妻子还没聊几句呢，姑娘小子们便接二连三的下了楼。

    大女儿坐下时，眉头紧紧锁着，叫人以为她是在回味昨天的神学课程。

    但实际上呢？

    她的精神还没有从昨天刚借的那本时尚中抽身。

    二女儿刚坐稳，便察觉自己的袜子已经滑到了后脚跟。

    她悄悄把一只脚缩到桌子底下，想把鞋脱下来重新拉好，却被对面传来的嘲笑声打断了。

    嘲笑她的，是她那个穿着夹克、口袋里偷偷藏着陀螺的粗鲁弟弟，他是威斯敏斯特公学的走读生。小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