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上海滩，黄浦江上雾气氤氲。

    十六铺码头的傍晚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卸货的苦力喊着号子，搬运着从南洋运来的香料和洋布；卖香烟的小贩穿梭在人群中，用带着苏北口音的上海话招揽生意；远处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在夕阳下镀着一层金辉，近处却是鱼腥味、汗水味和煤烟味混杂在一起的市井气息。

    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从招商局的客轮上走下来，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子，袖口处绣着几朵素净的兰花，肩上挎着一个半旧的青布包袱。她的脸庞被江风吹得有些发红，但眉眼间自有一股江南水乡养出来的清丽，尤其那双眼睛，黑白分明，像是涵着太湖的水光。

    这便是阿贝。

    从苏州到上海的船票花了她将近一半的盘缠，这还是莫老憨托了在码头做事的远房亲戚才买到的便宜舱位。统舱里挤满了人，鸡鸭笼子就堆在脚边，孩子在哭，老人在咳嗽，阿贝抱着包袱坐了整整一天一夜，下船时腿都是麻的。

    “让一让，让一让——”

    身后有人推搡着挤过来，阿贝被撞了个踉跄，连忙护住怀里的包袱。那里面有几件换洗衣裳，一块包在帕子里的干粮，还有她最要紧的东西——一幅绣品和半块玉佩。

    她走到码头边一个稍微清静些的角落，放下包袱，从里面摸出那块玉佩来看了又看。

    玉佩只有半块，断面处有明显的断裂痕迹，玉质算不得顶好，但温润通透，上面刻着一个篆字。阿贝不认得那是什么字，养父莫老憨也不认得，只说当年在码头边发现她时，这块玉就揣在她的小袄里，用一根红绳系着，贴着心口。

    “你爹娘想必是大户人家，遭了难才把你丢下的。”莫老憨每回说起这事都要叹气，“这玉你要收好，将来说不定能寻着你的亲生父母。”

    阿贝把玉佩重新揣进衣襟里，贴着胸口放好。玉是温的，像是带着她自己的体温。

    她站起身，看着眼前这座陌生的城市。

    上海比她想象中更大，更嘈杂，也更光怪陆离。码头上停着铁壳的洋轮，烟囱里冒着黑烟；岸边的马路上跑着四个轮子的汽车，车夫按着喇叭，声音尖锐刺耳；穿着西装的先生和披着貂裘的太太从车里下来，身后跟着提行李的仆从，往那挂着洋文招牌的大饭店里走。

    而她站在这边，脚下是泥泞的碎石路，身边是扛着麻包的苦力，头顶是呜呜作响的汽笛。

    阿贝深吸一口气，把那点怯意压下去。

    她来上海，不是来看西洋景的。

    三个月前，莫老憨被“黄老虎”的人打伤了。说是黄老虎，其实是青浦一带的水上恶霸，仗着有个在警察局做事的亲戚，霸占了半个淀山湖的渔产。渔民打上来的鱼，他要抽七成的份子钱，稍有反抗就是一顿毒打。莫老憨是个老实人，但老实人也有忍不住的时候，他跟几个渔民一起去找黄老虎理论，话还没说上三句，棍棒就落下来了。

    肋骨断了两根，右腿也伤了筋骨。镇上的郎中来看过，开了几副药，要二十块大洋。二十块大洋，对莫家来说是掏空了家底也凑不出的数目。养母把陪嫁的银镯子卖了，又向左邻右舍借了一圈，也只凑了十二块。

    阿贝坐在养父的床前，看着那张被风吹日晒刻满了皱纹的脸，忽然说：“爹，我去上海。”

    莫老憨疼得脸色蜡黄，还是瞪了她一眼：“你一个姑娘家，去上海做什么？”

    “我有手艺。”阿贝说，“我的绣活，镇上绣庄的老板娘说能卖好价钱。上海是大地方，有钱人多，绣品能卖出更好的价钱。”

    她没说的是，她心里还存着另一层念想——当年那块玉佩的来历，也许能在上海找到些线索。

    莫老憨拗不过她，养母哭了好几场，最后还是松了口。临行前，养母把家里最后两只下蛋的母鸡卖了，换了三块银元塞在她手里，又在她衣裳的夹层里缝了个暗兜，嘱咐她把钱贴身收好。

    “在外面处处要小心，遇到事别逞强，吃亏是福。”养母红着眼眶说。

    阿贝点点头，把那幅绣了一整个冬天的《水乡晨雾》仔细地用油纸包好，连同玉佩一起放进包袱里。

    现在，她站在这座陌生的大城市里，攥着仅剩的一块半银元，开始盘算接下来的路。

    先得找个落脚的地方。

    码头边有不少拉客的客栈伙计，举着写了“安寓客商”的木牌，见人就吆喝。阿贝挑了一个面相老实的，问了价钱，最便宜的通铺也要两角钱一晚。她咬咬牙，跟着伙计穿过两条街，找到那家开在弄堂里的小客栈。

    房间是板壁隔出来的鸽子笼，一张床一张桌，被褥散发着一股说不清的霉味。阿贝把包袱放在床头，推开那扇小小的木窗，外面是密密麻麻晾晒的衣裳和蛛网似的电线，楼下传来炒菜的滋啦声和女人骂孩子的声音。

    这就是上海了。

    第二天一早，阿贝就开始找活计。

    她原以为凭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