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叶归根准时到了约定的地方。不是卡文迪许家的庄园，是伦敦金融城里的一栋写字楼，顶层，落地窗，能看到整个金融城的夜景。

    伊丽莎白在门口等他。她穿了一件黑色的连衣裙，头发盘起来，露出修长的脖子和一对珍珠耳环。

    “你紧张吗？”她问。

    “不紧张。”叶归根说。

    “你撒谎的时候会摸耳朵。”

    叶归根把手从耳朵上拿下来。

    伊丽莎白笑了，伸手帮他整了整领子。“别怕。他就是想看看你。不会吃人的。”

    “我没怕。”

    “那你为什么一直摸耳朵？”

    叶归根把手插进口袋里。

    卡文迪许先生在办公室里等着。六十出头，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

    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没有打领带，衬衫最上面的扣子解开了。他站在落地窗前，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听到门响，转过身来。

    “叶先生。”他伸出手。

    “卡文迪许先生。”叶归根握了握。对方的手干燥、有力，握了两秒钟就松开了。

    “坐。喝什么？”

    “水就行。谢谢。”

    卡文迪许先生看了他一眼，微微点了点头。不知道是对“喝水”这个选择满意，还是对“谢谢”这个礼貌满意。

    三个人坐在沙发上。伊丽莎白坐在叶归根旁边，卡文迪许先生坐在对面。

    “伊丽莎白跟我说了你的基金，”卡文迪许先生开门见山，“基石与翅膀。名字不错。投了什么项目？”

    “两个。一个在北非，光伏农业项目。一个在肯尼亚，农村小额信贷。”

    “回报率呢？”

    “北非的项目还没盈利。肯尼亚的项目年化回报大概12%。”

    卡文迪许先生端起威士忌喝了一口，表情没什么变化。

    “你知道我的基金年化回报是多少吗？”

    “不知道。”

    “去年是18%。过去十年平均是15%。”

    叶归根没说话。

    “你那个12%，在市场上不算什么。”

    卡文迪许先生说，“你投的那两个项目，换了别人，可能看都不看。北非？政治风险太高。肯尼亚？信用风险太高。你为什么投？”

    叶归根想了想，说：“因为有人需要。”

    卡文迪许先生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

    “伊丽莎白跟我说过，你是一个不一样的年轻人。我今天见了，觉得她说得对。但你得知道，在商业世界里，‘有人需要’这四个字，不值一分钱。”

    “我知道。”叶归根说，“所以我投的不是善意，是需求。北非的那个村子，缺电，缺水源，缺就业。”

    “光伏农业项目能解决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就能赚钱。赚了钱，就能复制。肯尼亚的那个项目也一样。”

    卡文迪许先生没有马上说话。他放下酒杯，靠在沙发背上，打量着叶归根。

    “你多大了？”

    “十九。”

    “我十九岁的时候，在剑桥读书。每天想的是怎么混进板球队，怎么在舞会上约到最漂亮的女孩。没想过什么‘有人需要’。”

    叶归根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没说。

    “你父亲叶风，我见过。1998年，在纽约的一次投资峰会上。他当时刚创立兄弟集团，三十出头，意气风发。

    我在台上演讲，他在台下提问。问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让我下不来台。”

    叶归根愣了一下。他从来没听过这件事。

    “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卡文迪许先生继续说，“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但你跟他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他像一把刀，锋利、直接、见血封喉。你像……”卡文迪许先生想了想：

    “你像一块石头。还没打磨好的石头。有棱角，但不锋利。看起来普通，但里面有东西。”

    伊丽莎白在旁边笑了一下。

    “爸，你这比喻太文艺了。”

    卡文迪许先生看了女儿一眼，嘴角微微翘了一下——那是叶归根见过的他最接近“笑”的表情。

    “叶先生，”他说，“我对你的基金不感兴趣。12%的回报率，不值得我出手。但我对你这个人感兴趣。伊丽莎白很少带人见我。你是第一个。”

    叶归根看了伊丽莎白一眼。她低着头，摆弄着手腕上的手链，耳根有一点点红。

    “所以，”卡文迪许先生站起来，“我今天想说的就是：别让我女儿失望。”

    叶归根也站起来。

    “我不会的。”

    卡文迪许先生看着他，点了点头。

    “走吧。晚了。让伊丽莎白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