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们都认出来这是邵子平联系并征集证据的的大卫·马吉的父亲，约翰·马吉。

    又一位能够证实大屠杀罪行的历史人物出现了。

    神情凝重的马吉牧师拿着一个16毫米的家用摄像机，正对着每个床的死者、伤者拍照：

    “我要把他们记录下来，日军不允许我们拍照，就是怕他们的暴行被世界知道。”

    “我们要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向外界控诉他们的残忍暴虐！”

    金陵红十字会会长许传音推门而入，看见以往总是把头发梳地一丝不苟的拉贝、此刻凌乱憔悴的面容先是一愣。

    随即急切道：“拉贝先生，马吉牧师，新路口有一家被鬼子杀害，两个孩子被埋在废墟下面。”

    “我回来找人帮忙，你跟我去摄像留下证据吧。”

    拉贝拉着马吉就往外奔：“走，坐我的车去，湘林，再叫些人！”

    “是！”

    新路口不是后世的新街口，确切位置在现在的金陵中华门东侧。

    这一区域在1937年属于金陵城墙内的居民区，靠近中华门瓮城，是日军入城后实施暴行的重点区域之一。

    拉贝的汽车急刹在中华门东侧的废墟前，浓烟正从炸塌的民房梁柱间渗出。

    马吉的摄像机刚开机就剧烈晃动，他被眼前的惨烈惊呆了，几乎拿不住摄像机。

    镜头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被压在断裂的屋梁下，左腿呈诡异角度扭曲。

    他身旁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小女孩，手里还攥着小块沾满砖灰的米糕，那是灾难降临前最后的甜蜜。

    见有人过来，男孩豆大的泪珠混着额头的血水滚落，眼睛里写满了惊恐。

    红十字会长许传音痛苦万分地蹲下身子，用自己的外套给寒冬中的小男孩披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来救你的。”

    小男孩将信将疑地看了眼拉贝、马吉等洋人，还是选择伸长手臂指向身旁，却让压着的木梁又陷深几分，疼得小脸煞白。

    “救我妹妹！”

    “她怎么了？”

    “那些人拿刺刀戳她，求你们救救她吧！”

    许传音温声道：“好，好，放心孩子，没事的。”

    他在寒风中忍不住掉下泪来，引得现场观众的抽泣声也越发地大了。

    马吉仍旧颤抖着手摄像留证，韩湘林按照拉贝的吩咐叫人过来帮忙，后车在巷口等鬼子离开才敢开进来。

    这会儿大家都一拥而上，将断壁残垣下的兄妹救出，紧赶慢赶回到鼓楼医院。

    拉贝和魏特琳在门前相遇，后者听说连孩子都惨遭毒手，又是一阵精神恍惚。

    西方观众们看到摩尔扮演的魏特琳，习惯性地想在胸前划十字又戛然而止的模样，心里都是五味杂陈。

    这是前面魏特琳跪地祷告无果后，第二次暗喻她信仰动摇的细节了。

    王小帅在心里暗暗思忖，这应该是导演路宽继通过苏珊，对西方社会的傲慢与偏见的批判之后，又一个关于信仰话题的驳斥。

    马丁·斯科塞斯自然也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他被称为“电影社会学家”，对好友路宽的这些讽喻一看便知。

    事实上，在奥斯维辛等残酷惨烈的二战灾难之后，西方社会的信仰也是经历了很大动荡的。

    奥斯维辛的神学家幸存者西奥多阿多诺直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上帝是不存在的。

    包括1966年的《时代》周刊封面以“上帝死了吗？”为题，总结战后神学思潮，引发了全民辩论。

    鼓楼医院的急救室塞满了人，刚刚救回来的男孩被送进了手术室，必须要截肢才能存活。

    小女孩伤势相对较轻，威尔逊掀开她的薄薄的衣衫下摆开始救治，三道触目惊心的刀伤已经开始结疤。

    现场只有许传音是中国面孔，他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女孩被冷汗浸透的额头。

    女孩约莫八九岁，瘦小的身躯裹在染血的粗布衣衫里，枯黄的发丝黏在苍白如纸的脸颊上，一双本该清澈的大眼睛里布满血丝，瞳孔剧烈收缩着，仿佛还倒映着那场人间炼狱。

    “小囡，你家里发生了什么，能跟我们讲讲吗？”

    牧师马吉把摄影机开机，凑近了些想要拍摄，床上小女孩的身体突然剧烈扭动。

    “不要杀我！不要！”

    女孩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瘦弱的身躯像受惊的小兽般蜷缩成一团。

    她疯狂挥舞着双臂，指甲在许传音的手背上抓出道道血痕，却仍死死盯着那个“枪口”，浑身战栗如筛糠。

    银幕上的魏特琳和台下的观影者们一起放声痛哭起来，她冲过去抱住了女孩，拿带着口音的汉语耐心地安抚她。

    这位华小姐跪坐在染血的床榻边，将女孩颤抖的小手轻轻拢在自己掌心，又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