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块桂花糖撕开塞进她的嘴里。

    也许是嘴里的甜叫她放松了警惕，也许是在这个胖胖的阿姨怀里给了她安全感，小女孩开始讲述几乎被日寇灭门的遭遇。

    “我。。。我叫夏淑琴。”

    “中午有人敲门，爸爸去开门，一看是日苯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开枪打死。。。”

    镜头给到牧师约翰·马吉的手持摄影机，在他的镜头里，小女孩夏淑琴的哭诉慢慢定格。

    已经被此前几个绝妙转场征服的观众们驾轻就熟，看着刚刚病床上的女孩，变成了眼前六十多岁的老人。

    刘伊妃扮演的张纯如就坐在她的身边，拿着笔记本艰难地记录着。

    至此，王小帅算是读懂了导演路宽的叙事节奏。

    从长江上的血日开始，在这一整个讲述真实“大屠杀历史”的长段剧情中，他先是着重描绘了日军的残忍、暴虐、狡诈、伪装。

    再通过各种递进的电影叙事，把鬼子的形象和历史场景钉在观众脑海里的同时，通过这样一个转场，来证明叙事的真实性。

    通过张纯如采访的真实幸存者，通过约翰·马吉记录的真实影像资料。

    大银幕上夏淑琴老人掀起自己的衣襟，露出的三道一模一样的刀疤，和吉镜头中的老照片如出一辙。

    历史，不容否认，不容诋毁。

    这是本片最大的叙事和拍摄目的之一。

    大银幕上，刘伊妃饰演的张纯如与夏淑琴老人相对而坐。

    老人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掀起藏青色棉布衬衫，露出腰间三道泛白的疤痕。

    那疤痕如同干涸的河床，在苍老的皮肤上蜿蜒出1937年的血色记忆。

    夏淑琴老人嘶哑着声音讲述：“我家住在中华门的新路口。”

    “那天中午，大概有三十多个日苯兵冲到我家来，我父亲求饶不成被枪杀。”

    “我母亲姓聂，她还在给怀里一岁的妹妹喂奶，顾不得管我们，躲到了桌子底下。”

    “日苯兵把她拖出来，妹妹被活生生地摔死。”

    “我母亲被轮健后刺死，外祖父聂佐成、外祖母聂周氏为保护16岁的大姐夏淑芳和14岁的二姐夏淑兰，被日军枪杀。”

    “两位姐姐同母亲一样罹难，死前还被插上了木棍。。。”

    夏淑琴讲到这里已经有些麻木，断断续续地交待完了一家九口最后的命运。

    即便已经在法庭、记者、学者面前无数次重复这段血色回忆，夏淑琴老人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大银幕上的刘伊妃，和大银幕下的刘伊妃，同时泪崩。

    电影的戏剧张力和情绪铺垫在这一刻达到极致，哭泣声从不同角落涌上来，像冬夜的潮水漫过沙滩。

    整个柏林电影宫内化作一片泪海。

    镜头推进，给到张纯如的扮演者刘伊妃特写。

    她并未夸张地放声痛哭，而是先有一个细微的吞咽动作，喉头轻轻滚动，仿佛在强忍翻涌的情绪。

    当老人讲述妹妹被摔死的瞬间，刘伊妃的左手无意识地攥紧了笔记本边缘，指节发白却保持稳定。

    右手则悬在半空，呈现出想要安抚又不敢贸然触碰的克制。

    最动人的是声音的处理。

    在老人哽咽停顿时，刘伊妃用几乎气声的语调问出“后来呢？”，这三个字的尾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既推动叙事又饱含共情。

    这种表演不靠煽情，而是通过呼吸节奏、微表情和恰如其分的沉默，让观众看到一位学者如何用专业态度承载历史之重。

    克制而又细腻。

    在场的专业导演、演员，评审会成员们都微微颔首，惊叹于这位年轻的华人女星，在这一段中的演技卓绝。

    他们想到了张漫玉。

    张纯如和杨夏明、段月萍等人从夏淑琴家离开了。

    一连几天，张纯如、杨夏明、段月萍等人走访完了剩余的幸存者，获取了大量一手采访资料、照片、录音。

    这些都是她的有力武器。

    西苑宾馆的会议室中，几位教授正和张纯如密切配合，整理采访资料和图书馆资料。

    因为张纯如听不懂金陵方言，便由本地人杨夏明教授先翻译成英语，她再记录到电脑上。

    会议室的吊扇呼哧带喘，吱呀吱呀的牙酸声叫人听得烦躁。

    张纯如全神贯注地敲击键盘，突然在一段惨不忍睹的口述中停滞。

    她走到窗边，解开一颗衬衫上的纽扣，大口地呼吸着窗外雨后的新鲜空气。

    此刻的刘伊妃贡献了她体验生活时的真实感受——

    那时的她，和历史上的张纯如一样，都被这些残忍血腥的历史压得快要窒息。

    舒缓了一阵，张纯如定了定心神，突然转头对杨夏明等人道：“各位教授，我想等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