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葆启和解平生在楼梯口迎上。老人看见他们，眼睛一亮——那亮不是灯火的亮，是火星子，是就要熄灭的炭火在风里最后的挣扎。他没走直线，而是绕了个弧线，边走边从腰间掏东西。

    解平生脸色一变，挡在叶葆启前面。叶葆启也紧张起来——这架势，像要掏凶器。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擂鼓似的。

    老人终于掏出来了——不是刀，不是棍，是一张卡片。他举到叶葆启面前，手在颤抖，那颤抖传到卡片上，卡片便也跟着抖，像一片风中的叶子。

    “看看！看看！”老人说，每个字都带着唾沫星子，喷在叶葆启脸上，热烘烘的。

    叶葆启接过，是张“老年优待证”，街里发的。照片上的老人皱着眉，很严肃，眼神里有种不容置疑的东西，像审判。

    “老爷子，您有什么事？”叶葆启尽量温和，声音放软，像哄孩子。

    老人不回答，只是喘着粗气。那喘息声很重，拉风箱似的，从喉咙深处扯出来。他的脸色煞白，白得像糊窗户的纸，能透出后面青色的血管来。后面的中年男女跟上来了，一个中年女人说：“记者同志，对不起，我爸他……”

    “你闭嘴！”老人回头吼了一句，那吼声像闷雷，在楼梯间里滚来滚去。然后他盯着叶葆启，眼睛睁得很大，眼白上布满了血丝，像一张破渔网，“我问你，今天的《内海都市报》，为什么没给我送？”

    叶葆启一愣：“没送报纸？”

    “对！没送！”老人声音更大了，震得楼梯间的灰尘簌簌往下落，“我从下午等到晚上，报箱空的！一天不看报，我浑身难受！像有蚂蚁在骨头里爬！”

    解平生松了口气，笑了——那笑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干巴巴的：“老爷子，就为这个？”

    “就为这个？”老人瞪眼，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蹦出来，“这是大事！我订了二十年报，一天没落过！二十年啊，七千三百天！今天为什么没送？为什么？”

    叶葆启明白了。这是个老读者，把看《内海都市报》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一天不看，就像缺了什么——不是缺了报纸，是缺了一天，缺了生命中的二十四小时。那报纸是他和世界的脐带，一天不连通，他就成了孤岛。

    “老爷子，您别急。”叶葆启说，“我这儿有今天的报，给您一份。”

    他回到办公室，从桌上拿起自己那份晚报——还没来得及看。纸还是温的，油墨味儿钻进鼻孔，是熟悉的、让人安心的味道。

    递给老人。

    老人接过，双手捧着，像捧着一件圣物。他翻开，看了看日期，又看了看头版标题，嘴唇翕动着，无声地念着什么。然后他长出一口气，那口气很长，把身体里的紧张、愤怒、不安都吐了出来。脸色缓和了，像解冻的土地，有了些许生气。

    “谢谢。”他说，居然抬手敬了个礼，很标准，手臂绷得笔直，指尖贴在斑白的鬓角上。那姿势里有种庄严的东西，让人想起仪式，想起誓言。

    然后转身就走，干脆利落，像完成了什么重大使命。中年男女们赶紧跟上，脚步杂乱，像一群受惊的麻雀。

    一行人下了楼。叶葆启和解平生从窗户往下看，见老人被扶上一辆面包车。车是银灰色的，在路灯下像一条疲倦的鱼。车门关上，发动，尾灯亮起两点红，慢慢游进夜色深处。

    “这老爷子，”解平生摇头笑，笑纹从眼角漾开，像石子投入死水，“够厉害的。”

    “是个认真的人。”叶葆启说。他想，认真到偏执，偏执到可爱，可爱到可敬。

    张大爷上来了，手里还端着那碟花生米，不过已经凉了，油凝在表面，白花花的一层。“问清楚了。老爷子姓姜，退休干部，住海西区。今天投递员漏送了，老爷子晚饭都没吃，把儿子闺女都叫来，非要来报社问个明白。说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投递员为什么漏送？”

    “说是新手，不熟悉路线。”张大爷往嘴里扔了颗花生米，嚼得嘎嘣响，“已经批评了，明天补送。可老爷子等不及啊，说今天的事今天必须了。老了老了，倒活回去了，像个孩子。”

    叶葆启点点头，回到桌前。他翻开值班本——那本子已经很旧了，边角卷起，纸页发黄，记录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拿起笔，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食叶：

    “1月17日凌晨1时20分，姜姓老人因未收到当日《内海都市报》来社反映。情绪激动。经协调，补送报纸。老人满意离开。”

    写到这里，他停笔想了想。一天没收到报纸，就半夜砸门，这听起来有些夸张，像戏文里的故事。但换个角度想，一个老人，把看报当成了每天的精神寄托，这份坚持，这份认真，难道不值得尊重吗？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差不多”的时代，这种“差一点也不行”的劲头，反倒成了稀罕物。

    他在后面加了一句，用力地写，笔尖几乎要划破纸背：